在数据利用的热潮中,企业间关于数据的争讼屡屡见诸于法庭。由于世界各国都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企业间的数据保护立法,目前各国司法实践中企业保护自身所拥有数据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财产法。前两种法律在中国、美国及欧盟的司法实践中都有适用,依据财产法的保护在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因为在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新出现的数据很难成为财产法的保护对象,美国财产法的判例法则为数据保护提供了空间。本文将选取美国司法实践中独特的财产法保护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判例和已有研究梳理其演变历史和当前的新发展趋势,以及演变过程背后的规律与逻辑,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标准与考量要素,最终为我国企业数据保护的实践提供参考。首先明确文中所涉及的企业数据之具体范围,通过定义解释、近似概念对比、案例梳理准确界定企业数据。然后结合相关法律理论和判例对财产法保护传统模式逐一进行分析与评判:版权保护模式保护范围有限,大部分企业数据均不是版权法的保护对象;不动产物权保护缺乏适用于虚拟财产的制度基础,适用该种保护模式于法无据;动产物权保护模式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会造成效率和公平两种法律价值的失衡。因此上述三种财产法保护的传统模式均逐渐被美国司法实践所抛弃。本文接下来将焦点转向新近适用于企业数据纠纷的准财产权制度,以准财产权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对准财产权的适用情形进行梳理。随后以权利束理论为研究进路对准财产权之权利内容展开分析,认为准财产权的权利内容包含占有权、处置权、收益权和有限的排他权。通过对准财产权法律属性的理论剖析,本文还解释并总结了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企业所享有的准财产权内容之考量要件,此种考量要件包括客观损害程度和主观恶意程度。通过前述研究可知,美国法中企业数据保护模式中新近的准财产权保护模式较有优势。该模式一方面能够尽量平衡个案中各个价值要素,维持个案公平,一方面能够维持相似案件得到相似的判决结果,维护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虽然准财产权制度无法适应我国法律体系,但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对我国的实践有所启发。首先,在立法中在赋予数据收集方一定权利的同时要注意对数据收集方权利扩张的限制。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应尽量做到类案同判,对于具有相似要件或要素的案件进行类型化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