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资本市场是金融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有效发挥资本市场“造血”功能的基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然而,中国股票市场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投资者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市场长期呈现“高波动率、高成交量、高换手率”的特征,居民参与股票投资风险较高。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资金规模较小、专业投资知识相对缺乏、信息获取较为不易,在投资过程中容易因盲目性和情绪化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造成投资损失。《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2018卷）》关于各类投资者的盈利情况数据显示,2017年各类投资者合计盈利金额为34535亿元,其中自然人投资者盈利3108亿元,这意味着账户数量占比99.78%、持股市值占比21.20%的个人投资者,盈利金额占比仅为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2011、2013、2015、2017、2019年的五轮调查中,股票投资亏损的家庭占比分别为56.3%、69.4%、56.4%、57.9%、60.8%,家庭参与股市“盈少亏多”。为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改变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较差的状况,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长期致力于举办多种类型的金融教育活动、推进投资顾问业务与服务等举措不断地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一方面,已有研究证实,金融知识缺乏（张腾文等,2016）、非理性行为（蔡庆丰等,2011）是导致中国股民投资业绩不佳的重要原因。自2013年开始,各金融机构每年都定期举办投资者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年的9月定为“金融知识普及月”,中国证监会将每年的5月15日设为“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投资者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提供的各种渠道接受金融教育。另一方面,更好的金融建议服务也是各国政府和机构努力追寻的。金融投资有较高的专业知识门槛,现实中很难做到将每位投资者都培养成金融专业人士,寻求金融建议是改善家庭投资决策的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Drexler等,2014）。中国证监会于2010年发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旨在规范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投资顾问业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19年,证监会下发《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改革试点工作,旨在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的同时,提升居民投资回报的“获得感”。然而,虽然上述举措已开展多时,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教育、金融建议的效果并未持有一致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探讨金融教育与金融建议作用效果的研究多为国外文献,多关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很少。不同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股票市场,中国股市仍处于“青年时期”,“散户”众多、制度不完善、配套法规建设滞后等都是其独有特征,股市波动性大且呈现出典型的“政策市”（王擎,2011）,其唯一性、阶段性、不对称性和区域性等特征（梁琪等,2015）,使得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能自动推广到中国（陈雄兵和张宗成,2008）。尽管近年来,监管部门为了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提升投资者获得感,一直致力于推行金融教育、推进投资顾问业务改革,然而却鲜有研究使用中国投资者数据探讨金融教育与金融建议对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即它们是否有助于提高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收益目前尚不清楚。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拟使用2018-2020年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大型微观调查数据,深入探讨金融教育与金融建议对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并对比分析金融教育与金融建议的作用效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发现,不管是从股票投资的盈亏状况还是从投资收益水平来看,金融知识缺乏、投资经验较少、处置效应偏差对股票投资收益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可投资资产越高的投资者不仅股票盈利的可能性更高,投资收益水平也显著更高。（2）金融教育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个人投资者获取金融知识、提升投资技能的重要渠道。本文发现,金融教育不仅能够提高投资者股票盈利的可能性,还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股票投资收益水平。金融教育通过培育与形成良好的止盈止损习惯、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从而促进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的提高。金融教育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投资经验相对缺乏、家庭财富较低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的促进作用更大。（3）过去十年中,中国每年平均新增1600万个自然人投资者账户,庞大的新入市投资者群体,引起了学者们对其是否具有处理复杂的金融产品与信息并做出明智投资决策能力的担忧。本文发现,通过寻求专业的金融建议,不仅能够提高投资者股票盈利的概率,还有助于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水平。金融建议通过缓解低金融知识、处置效应、低信任水平对投资收益的负向影响从而促进投资者股票收益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建议对投资者股票收益的促进作用在证券中介发展水平较低地区、45岁及以下的投资者中更为明显。（4）本文发现,与既没有接受过金融教育又未使用金融建议的投资者相比,既接受金融教育又使用金融建议对投资者股票收益的作用效果最大,其次是仅接受金融教育,最后是仅使用金融建议。弥补金融知识缺乏、改善投资决策的两个主要途径金融教育、金融建议均对中国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金融部门继续推进金融教育活动提供了学术支持。国外的（主要是美国）金融教育项目范围相对更广,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但实施的效果存在争议。中国的金融教育工作主要由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动,主要面向证券投资者,并且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另外,本文发现了和张腾文等（2016）一致的结论,即家庭财富水平越高的投资者越能够在投资中盈利。本文还发现,当前阶段,金融教育对家庭财富较低的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不仅为家庭贫富差距扩大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还为政府决策部门降低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2）金融建议的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上。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哪些人使用金融建议、金融知识与金融建议的关系、使用金融建议者与自主决策者投资收益的对比等,却较少有文献探讨金融建议影响股票投资收益的机制,本文从金融知识、处置效应、信任这三个角度分析并证实了可能的影响机制,这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从研究结论来看,本文发现,金融建议有助于提高中国股民的投资收益,该结论与针对欧美国家的投资者开展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认为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第一,与国外投资者相比,中国股民金融知识水平较低,且中国股市“政策市”特征明显,股价波动性较高,投资决策难度较大,金融建议对中国股民投资业绩的帮助作用更大。第二,投资顾问业务模式的差异。中国投资顾问业务收入来源主要是股票交易佣金,并不直接收取投资顾问服务费和账户管理费,而近年来股票交易佣金不断下降,这种业务模式下的利益冲突对股民投资收益的影响较小。然而,本文并非是为维持当前的投资顾问业务模式提供证据支持。相反,本文认为需持续深化投资顾问业务改革。本文发现,当前中国股民使用投资顾问建议的占比还很低,委托投资意识和市场风险认知不高,这与居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并不匹配。（3）本文通过将弥补金融知识缺乏、改善投资决策的两个主要途径金融教育与金融建议纳入同一研究与分析框架,直观地对比分析了二者的作用效果,所得结论可为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的推进以及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决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