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法治精神和法治方式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为核心问题。先秦法家作为我国传统历史上首次提出“以法治国”理念的学派,其“法治主义”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力图从中寻求中国本土可能存在的优良法治基因,致力于对其中精髓的继承或转化。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理性和谨慎的态度,客观全面地对待法家思想,正确认识其法治工具主义的本质,从而对当代法治建设提供镜鉴。法家有关法律理论之所以被称为“法治主义”,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多方面的法治因素。法家在立法时所强调的因情而立、毋强不能等原则,在法的实施过程中所主张的布之于众、信赏必罚、刑无等级等要求,以及对于法的明确易知、法与时转、立而不革等特点的倡导,均与法治理论存在相通之处,具有进步意义。然而,这些只是近现代学者借助法治理念对法家“以法治国”思想进行的再次诠释,是有目的性地发掘其中的先进观念。法家“法治”思想是其立足于“君、国为本”的本位观,为实现国富兵强的价值追求,而选择的御臣使民、维护独裁专制的治理手段,蕴含着鲜明的工具主义的本质特点。基于历史的角度回溯到当时社会,可以发现先秦法家所推崇的“法治”,与当时君主治理国家所依据的道德、礼仪等属于同一范畴,均为一种“治道”。法家根据人性的好利恶害以及务实功利的价值观等思想理念,选择了相较于其他治理方式更具现实功用性、更加符合统治需要的治理手段。其关于“何为法”之阐释,立法、执法等“法治”运行的整体设计,以及“法、术、势”三者结合的专制机制,均深刻地体现出法治工具主义的根本性质,即所谓“法治”只是实行社会控制和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法家对“法治”的推行给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均造成一系列无法挽回的严重危害。因此,在探究先秦法家有关“法治”理论时,应当对其工具主义的本质进行批判性反思。法家“法治”始终未对君主权力作出根本限制,反而注重统治者对民众的控制、驱使和镇压,片面地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而走向极端的功利主义,且忽视法律应当内涵的人权、正义、自由等实体价值,实为以尊崇君权为核心的、服务于独裁专制的工具。对当代中国法治而言,法治工具主义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可借此警惕我国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将法治视为服务于其他外在目标的工具、忽略其内在价值的法治工具主义倾向。同时,以此为基础探讨形式法治、实质法治的主要内涵,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由突出法治工具意义的形式法治走向内涵人的尊严等价值的实质法治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