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加拿大的文化与文学创作，始终处于夹缝之中。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因素与地理环境，二十世纪以前它主要受制于英国文化，后来逐渐又被笼罩在美国文化的阴影之中，所以，直至今日，一些加拿大学者依然认为，加拿大文学还是属于“后殖民”时期的英语文学范畴。正如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利特·阿特伍德在她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中指出的：由于长期以殖民地的身份存在，加拿大无法摆脱作为受害者的心理，从而导致其民族意识的匮乏，所以，生存是加拿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作为受害者的加拿大的生存状态也是加拿大文学创作中历久弥新的主题。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皇”的阿特伍德，自27岁以诗集《圆圈游戏》获总督奖以来，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包括诗歌、小说、文学评论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荣获了国内、国际众多的文学奖项，其中包括两次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奖，三次英国小说类布克奖提名，并在2001年以新作《自杀手》最终获此殊荣。 “生存”是阿特伍德始终钟爱的主题，几乎贯穿了她的所有作品。同许多加拿大作家一样，阿特伍德在探讨“生存”主题时，常常将加拿大与女性相连，以女性的生存状况为切入点，隐喻加拿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处境。与众不同的是，阿特伍德的作品常常围绕各种矛盾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双重性展开。如《浮现》在以自然与文明间的矛盾为核心探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的同时，也是对有“变为美国第五十一洲”危险的加拿大的未来的一种沉思。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将视线转向两性关系，更深层次地对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等人类不得不永远面对的问题进行反思。在这两部小说中，阿特伍德通过描写文明与自然、男性与女性间的对立警示人们：如果人们以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思考问题，无视对立双方既存在差异又相互依存的事实，采取极端化的处理方式，则必将导致灾难厂正如没有自然的依托，人类文明就夫去了发展的基石，而完全摆脱物质文明的现代人也不可能重拾原始人的生活。同理，男性与女性共同组成一个人类总体，失去一方，人类将不成其为人类。男人和女人是在同时创造着对方，并在创造对方的同时确定着自身。如果把一方当作统治者，那么在被统治的一方失去生活自主的同时也使统治的一方成为一个生活的工具。在小说中，阿特伍德通过运用反讽、象征等手法反映了希望摒弃传统的、互相排斥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在对立中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相互依存的、和谐的“亦此亦彼”式的思维模式的良好愿望。这是阿特伍德除成为受害者或成为施暴者之外，为女性、自然、以及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同时，这山是当今世界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精髓之所在，而多元化格局也许正是加拿大、加拿大文学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