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20实际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指出黄河能给予我们的已经给予了我们的祖先，在旧机体上生发不出新文明，简单粗暴的宣判了黄河文明的死刑。《河殇》的出现正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论述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大趋势上有某种合理性，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中西文化之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史领域贯穿近代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也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立体化注重天地自然黄河与社会人文黄河之综合研究，在时间的历时性上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乃至未来黄河文明的延承发展纵向打通，在空间的共时性上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角对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进行横向比较考量。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及对“大河文明”、“四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母亲河”和“摇篮地”等关于中华黄河文明体系的根本性重要范畴做出清理和诠释的基础上，研究近代具象的黄河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之具体关系，考量千古黄河所象征的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近代史上的近代化转型。论文前两章以对黄河文明基本形态及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关系的探讨为基本学理支撑，其下以近代学术界对黄河的研究、近代黄河泛滥改道与社会文明形态、黄河水利之近代变迁、传统黄河祭拜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对黄河的认识、近代海外舶来文明对传统黄河文明的冲击、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近代化演进与变异等几大板块次第展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先后灭亡，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至今。在中华河流文明体系之中，尽管在长江、淮河、珠江、闽江、东北三江平原等地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古代文明遗存，但是只有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在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上绵延不绝。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满清灭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大规模冲突共有五次。在屡次冲突中草原文明未能中断黄河文明，反为黄河农耕文明所同化。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工业文明不断对中华传统黄河农耕文明进行侵略、欺侮、蚕食、瓜分，其结果不仅没有将黄河文明蚕食，反而促使黄河文明从传统走向近代，促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实现了伟大复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等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从夏商周上古三代开直至明清时期，历朝历代的都城和文明中心基本稳定在黄河流域；中华百家姓大多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字衍生于黄河流域；儒、道、墨、法、兵、阴阳等中华元典智慧体系诞生于黄河流域；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诞生于黄河流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天文历法体系诞生在黄河流域；陶瓷、玉石、青铜、丝绸、书画、诗词、中医、武术、戏曲和饮酒等“十大国粹”都集中于黄河流域。这是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九大例证。在古代，中华文明从黄河流淌而来，在近代，黄河的生存发展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格局。晚清及民国期间，治河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趋势。第一，西式治河方法逐步引入；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黄河问题；第三，随着留学生的派遣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国内出现了会通中西的治河新生代。但总体而言，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新式治河技术的应用仍然停留在观测实验、著书立说的理论层面。黄河灾后救济工作逐步近代化。首先，救灾主体多元化，民间士绅组织的义赈组织打破了传统黄河灾后救济中官赈独尊的局面，西方教会势力也逐渐渗透到灾后救济工作中。其次，救灾措施近代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等形式的黄河水灾救济彩票逐步发行。近代报刊对黄河水灾灾后救济工作的积极参与，为民间义赈创造了宣传平台，也为中央政府主持的官赈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晚清及民国期间，黄河水利机构屡有变动。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清廷治河大权旁落，此后，随着治河机构的不断变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治河权利之争。清初黄河河务由北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负责，1855年铜瓦厢改道之后，南、北河河道总督先后裁撤，一切应办事宜都交由地方巡抚兼办，这是中央治河权旁落的开始。民国初年，虽然设立了统一的全国水政机构——全国水利局，但由于经费所限，未能掌握实权，黄河修治大权仍然掌握在流域各省地方水利机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应对1933年黄河大水灾，仓促之下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但黄委会有名无实，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河务局一直掌握着黄河修防的实际话语权。直到1934年，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下，黄委会与下游三省黄河修防处的责任才逐步明确，黄河水利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才最终实现统一。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大河，更是一条文化长河。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已经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日本文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符号的体认更为深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清末民初，日本各界在对黄河的态度上表现出文明发源地的认同和强势文明衰落后的感伤。这种建立于文化认同感之上的黄河认识又为野心家控制利用，成为宣传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黄河祭拜是黄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以前，官方政府尊奉“河渎神”为唯一黄河水神，民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以大王、将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河神信仰系统。清代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清政府对民间河神大肆册，封颠覆了河渎神作为黄河正统水神的地位，官方河神祭拜系统开始混乱。不仅官方册封的河神不断增加，诸河神的封号和河神庙的御赐匾额也出现雷同的混乱状况。清帝退位之后，黄河祭拜逐渐失去了国家政治权利的保障，对河神的祭拜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从国家祀典中滑落。由于国家祀典的摒弃、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传统无神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基督教对信众的争夺，民国以来民间河神信仰空间也不断萎缩。虽然在黄泛区和与黄河航运相关的个别行业中河神信仰仍有市场，但信仰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有限。复古、专制和迷信是中华传统黄河文明观念的重要特征。汉宋调和、儒学会通趋势的出现以及“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复兴是传统黄河文明观念流变的桥梁和先导，中西文化论争与黄河文明观念变迁相伴始终。复古向进化、专制向民主、迷信向科学的观念转变，是黄河文明近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主体是黄河农耕文明，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走来；一百一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主题是海洋工商文明，告诉中华民族现在应如何干；近六十多年的中国当代史，主流是科技信息文明，告诉中华民族将往哪里去。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既在大地，也在大海，更在太空，未来人类大同，必将在高科技支撑的海洋文明与太空文明交汇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