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州郡设立纷繁,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湘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也彰显了这一时期动荡的局势。本文以成型于两晋时期的湘州为研究对象,从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角度出发,考察湘州在两晋政局中的发展历程。湘州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影响湘州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湘州地区毗邻多州,地理位置优越,但受限于地形和道路交通,湘州与外部的沟通联系较为困难,湘州与中原、北方地区的联系主要依靠荆州和长江水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湘州的发展。湘州地区自古为蛮荒之地,境内有众多的蛮族居住,自秦汉以后中原人口大量迁入,改变了湘州的民族构成,人口也获得了迅速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湘州设立于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原为荆州南部。湘州在设立后,在两晋时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本文在理清湘州的行政沿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湘州在两晋时期的统郡情况。在立州后,湘州境内形成了都督区—州—郡—县的行政体系,层层的行政体系,对湘州的发展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两晋时期湘州的政治发展历程,本文主要通过研究湘州地方长官的任职及其治理的情况来呈现,主要梳理了湘州设立后地方刺史的任职情况,由于湘州设立时间较短,历任刺史只有八人,且大部分刺史任期较短,对于湘州的影响远不如荆州都督、荆州刺史。湘州在两晋时期的发展受中央政局的影响较大,湘州地区的动乱多发生在中央政府统治紊乱时期。湘州地区发生的较大动乱有西晋末年的张昌、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东晋末年卢循、桓亮等人也曾先后作乱湘州。而在平乱中,除了湘州刺史外,荆州都督、荆州刺史也是重要的军事外援。湘州地域政治的考察,除了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角度分析外,地理因素也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晋室东迁后,统治区域主要集中于广大南方地区,荆扬之争成为东晋政争的主要形式。湘州也裹挟于荆扬之争中,受来自建康政府和荆州的双重影响。从“控南服”到“防御荆州”,湘州的角色定位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特点。两晋政府对于湘州的管理政策,多多少少也被南朝政府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