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债券市场在2014年之前维持了三十余年的零违约状态,即便有企业债券濒临兑付困境,最终也在政府的担保或援助下完成兑付。长期零违约现象使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信仰深入人心,债券投资者普遍具有较强的刚性兑付预期。已有研究发现刚性兑付预期造成了债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得债券价格无法揭示发行人本身的信用风险（Luo,2016）;并且由于缺乏违约事件的事后检验,发债主体的基本面以及信用评级等信息在债券定价过程中的重要性降低,债券投资者更依赖产权属性等代表政府隐性担保的特征来形成刚性兑付预期,从而对债券进行定价（王博森等,2016;魏明海等,2017）。在我国债券市场已经基本成型、规模高居世界前列之时,刚性兑付预期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已经显著影响到我国债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以及实体经济效率。在此背景下,债券市场化改革拉开帷幕,首当其冲的便是债券违约事件的发生。从2014年首例民企债券“超日债”违约到2015年首例国有企业保定天威债券违约,近年来债券违约事件逐渐常态化。这预示着盘桓在债券市场三十余年的刚性兑付预期开始褪去,对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而债券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后果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也亟需实证检验。在上述制度背景与迫切的现实需求下,本文研究债券市场的重大变革即首次债券违约的发生对企业和所在地区以及资本市场“看门人”评级机构的影响。基于我国渐进式经济制度改革的特点与预算软约束理论,本文首先研究了各地首次债券违约事件的发生对当地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在证明了地区首次债券违约减弱了政府隐性担保预期、强化地方市场纪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债券市场化改革的真实经济后果;最终,本文从对市场整体刚性兑付预期冲击的角度出发,利用我国首次国有企业债券违约这一对债券市场刚性兑付预期产生重大冲击的事件考察政府隐性担保对评级机构评级过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区首次债券违约事件的发生向市场传递了当地政府隐性担保显著削弱这一信号,从而提升了债权人风险意识,加强了市场纪律,降低企业预算软约束程度。地区首次债券违约事件的发生,在短期来看显著提升企业存续债信用利差,长期来看则显著降低企业市场杠杆率;这一结果表明债券市场投资者在各地首次发生债券违约后风险意识提升,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减弱使其提升对债券要求的回报率,并进一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分组检验也验证地区首次债券违约对政府隐性担保程度较高与自身违约风险较大的企业影响更大,侧面验证这一事件向市场传递了该地政府隐性担保削弱的信号。从债券发行的角度,本文进一步发现,债券市场化改革下政府隐性担保削弱提升了发行人债券发行失败的可能性,整体上增加债券发行价格;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在首次债券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发行更加市场化。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地区首次债券违约事件将提升企业整体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与企业盈利能力提升。分组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首次债券违约后,刚性兑付开始打破,更能促进企业生产效率。这一结果符合青木昌彦（2005）指出的市场增进理论,在地区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要素市场与非国有经济都更发达,此时政府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担保或干预,让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从而更有利于当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发展;而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良好的资本配置机制时,政府的扶持之手并不是坏事。在市场制度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非国有经济与要素市场的培育发展政策可以补充民间部门协调功能的缺失。此外,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也验证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渠道,地区刚性兑付的动摇优化了地方企业资本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并且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降低也减少了企业的道德风险,促使其投资效率提升。最后,本文发现,我国首次国有企业债券违约事件严重冲击了市场对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使得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降低了政府隐性担保指标的比重。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也表明,投资者对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降低有利于评级定价功能的发挥;政府隐性担保削弱、投资者风险敏感性提升使其更加需要评级内蕴含的私有信息,而评级机构也更有激励获取政府隐性担保之外的信息以便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文章立足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结合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背景,为我国债券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文中采用的准自然实验与渐进双重差分法更可能得出因果性的证据,从地区层面丰富了有关政府隐性担保的相关研究;同时本文对评级标准在重大变革前后变化的检验丰富拓展了新兴市场本土评级机构有关研究。另一方面,本文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好地理解债券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为其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也有助于加强投资者在深化金融领域改革背景下对违约风险的正确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