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进行文学教育,旨在培养一批忠实执行毛泽东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者,其影响十分复杂。它不但包括每一个体的具体接受程度（特殊性）,也包括文学教育的一般成果（普遍性）。由于文学教育的一般成果是由每一个体的具体接受构成的,因此,研究中央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教育成果必须从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的具体接受入手。本文在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研究时,既将其想象为共同体,寻找他们普遍的创作特点和成长规律,总结文讲所育人成果;又从作家民族特性和作家个性出发,突出其独特性。也许这样的研究方法尚不能形成统一结论,但足以说明中央文学研究所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论文分六部分:前言主要说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梳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现状,阐述了文章的行文思路和相关概念界定。第一章初步考察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的创立、更名、停办与再办,基本整理出从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培养的少数民族作家名单。这是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少数民族作家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探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培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发挥作用的一种初步浅析。从第二章开始后的三个章节,着重分析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的学习过程和作家的文学贡献。第二章从李纳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着手,发现中央文学研究所无意识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彝族女作家,而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中央文学研究所早期虽没有将“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方针列入培养计划,但亦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三章论述玛拉沁夫与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的关系。这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领军人物全面吸收了文讲所的教育理念,无论是学习观、创作观还是文艺观,无不体现党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期许。而玛拉沁夫与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的关系可以被看作相互作用的力,培养了他的文学观,促使中央文学讲习所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这也正从侧面说明了少数民族作家培养的可行性。第四章新时期,中央文学讲习所少数民族作家班给34位少数民族作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可以说,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多年来不肯丢弃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创作成长期在文讲所培养起来的“民族自强意识”。即便是动物小说,李传锋在不经意间也赋予了它们这样的精神。第五章首先总结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少数民族作家育人成果。笔者力图证明,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通过培养作家思想观念,鼓励作家文学创作;使得展示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大量产出,进而发展了民族文化,繁荣了少数民族文学。从总体上看,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用时短、规模大、质量高”,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繁荣,铸牢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