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个人理财业务不断发展,成为商业银行快增长、高利润的业务,是商业银行极富竞争力和挑战力的领域。以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为代表的资产管理行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刚性兑付、期限错配、资金池运作等乱象,资产管理业务逐渐偏离了“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轨道,给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为整治资管乱象,引导行业实现“卖者尽责、买者自负”,2018年金融监管当局颁布并实施了《资管新规》,后续又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形成了以《资管新规》为先导的资产管理法律体系。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进入了“强监管、严风险”的时期,正在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转型与革新。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的运营理念、组织模式、行为准则、权利救济等方面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投资者权益保护尤为重要。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完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规制,既是实现个人理财业务规范化、法治化发展的现实之需,也是推动普惠金融、促进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为研究对象,以保护投资者为宗旨,根据各项新规的制度安排与规则设计,结合业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分析和探讨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属性、基本理念、监管制度、业务及产品准入、“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具体规则、纠纷解决与投资者教育等问题,并针对我国法律规制中的不足提出了相关建议。关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属性,存在很多争议,多数聚焦于信托说与非信托说。非信托说下主要包括委托代理说、行纪说、合伙说和混合说。本文认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属性为“大信托”。“大信托”具体表现在:一是突破传统信托的牌照限制;二是构建以规制信托关系为核心的资产管理法律体系。与存贷业务以及其他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规制对比,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规制有其特殊性。从法律模式的选择上,我国采用了“大信托”的法律规制模式,即在不偏离“信托”本质的基础上,构建符合资管行业发展和投资者保护要求的法律框架。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规制的主要框架来看,我国建立了监管主体指导下贯穿立法、执法、司法的制度框架,也从规则框架上,对事前准入、事中控制、事后救济这三个环节进行了布局和设计,实现了对行业整体运行的“过程控制”。总体而言,从法律制度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规制在立法、监管、司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不足之处。从法律规则来看,主要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投资者保护”仍需强化,“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适用不当,规制手段“重行政处罚、轻民事救济”。从“业务监管”的角度,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伴随着金融创新稳步推进。无论是美国的功能监管,还是英国的行为监管,一些关于投资者保护的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营造风险可控、安全稳定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监管,比如以行为监管加强风险防控,引入功能监管,优化监管路径,建立监管协调机制,细化穿透式监管规则等等。从“业务运作”的事前准入环节,有“过程控制论”“目标导向论”“经济管控论”和“权利规范论”。不同学说能够为审视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制提供不同的视角,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准入制度,最突出的特征为:理财子公司和理财事业部两种组织形式下业务准入与产品准入的差异。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以及产品的准入制度中,存在着诸如风险积累、治理方向单一等问题,风险的事前防御效果不佳,威胁着投资者权益。我国应推进准入审核的专业化,完善产品准入管理的组织体系,在理财产品压力测试和动态化风险评估过程中,实现准入监管的科技化。“业务运作”的事中控制环节,是理财纠纷频发、与投资者利益直接相关的阶段,也集中体现了“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要求。“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这一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并细化为相关规则。“卖者尽责”的规则构成,包括信义义务、适当性义务、告知义务。为探究“买者自负”的规则构成,首先需要厘定“买者”身份,目前理论上存在“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之争。其次需要明确投资者的权利义务,比如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以及信息提供义务、如实告知义务等。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中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规则目前仍有以下不足:一是“卖者尽责”与“买者自负”之间存在理念误区;二是“卖者尽责”规则的适用滥觞以及义务细化的不足;三是“买者自负”规则下“买者”身份定位模糊以及权利义务规则存在缺陷。为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中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规则,从“卖者尽责”的角度,我国应当不断细化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义义务、适当性义务和告知义务,并以投资者“过错”合理划定“卖者”的责任范围;从“买者自负”的角度,应当实现“投资者保护”向“买者自负”的目标再造,为投资者增加“金融信息权”和“惩罚性赔偿权”,同时强化投资者义务、完善注意义务、构建投资者义务责任体系。“业务运作”的事后救济环节,主要包括理财纠纷的解决和投资者教育,前者强调对投资者权利的“救”,具有“应急”属性;后者更侧重对投资者权利的“济”,具有“常态化管理”的特征。纠纷解决和投资者教育,对于维护投资者权益、促进金融法治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商业银行内部救济“独立性”不强,司法救济的“便利性”不佳,金融仲裁的“适用率”不高,金融调解的“法治化”不足。我国应进一步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建立层次分明、方式多元、层层递进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中的投资者教育,存在着教育主体投教动力不足,风险教育和法律教育缺位的问题,应加快建立多方参与、共同协作的投资者教育体系,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法治意识,使投资者在理财交易过程中强化自我保护意识,贯彻“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