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广义的基层美术包含了工农为主体的工农美术创作和专业画家针对基层民众创作的美术作品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美术作品的研究在学界处于边缘的地位,即便学人涉及,也多集中于“大跃进”时期的农民画研究,范畴一般不出对农民画“夸张”、“想象”以及农民画辅导的探究。毋庸置疑,“工农”和“美术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对基层美术研究的难度,身份的双重性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语境下,工农美术者具备着创作和评判的双重权力：基于工农的身份,他们不可能如同专业院校的学生一般完整地接受学院式系统美术教育,但是政治身份上的优势令他们具备着专业画家一般的话语权；基于美术工作者的身份,他们又必须创作出能达到宣传效果的美术作品,接受普通群众的审阅和评判,即便画得再好都不能走“资本主义审美”道路,必须始终停留在工农阶级圈内。双重身份的具备使他们成为新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特例。基层美术研究还包括了专业画家针对基层民众所创作的美术作品,这类作品与参加全国美展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更注重与政治时事配合,更注重美术的教化功能。基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冷僻,笔者将绪论作为第一章,将新中国以来对工农美术创作的研究作了相对完整的文献综述,同时尝试陈述该研究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第二章试图梳理工农美术的体制源流。作为同吸收过前苏联经验的国、共双方,都试图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渗入至基层社会,无论是国民党时期的民众教育馆,还是共产党时期的群众艺术馆及其下属的文化站、俱乐部系统。自前苏联的经验引进中国以来,唤醒基层一直是艰巨的国家任务,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基层工农参与到美术创作,建立基层的文化组织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建国后不久,基层美协便成功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美术从业者归纳到体制的管辖内,成为全国文宣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第三章则是结合20世纪50年代风云迭起的各种政治运动,试图了解基层美术创作在宣传这些运动发展上具体发挥了那些作用,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工农作为国家主人的意识日益增强,促进了工农美术创作观和评判观的形成。第四章将讨论基层美术的功能,内容涉及50年代社会旧的生活形态瓦解时,基层美术创作如何塑造新的生活模式,同时利用美术再现性的特征重新塑造广大基层群众的历史观念,帮助群众形成“新中国”与“旧中国”彻底分裂的认识。基于全景式书写的困难性,全文主要以湘、粤两省为中心的基层美术创作作为主要依据,结合其它部分省份的基层美术创作情况,尝试对基层工农美术创作中的种种问题给出初步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