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启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在法律上逐步得到确立。即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后,其在值班律师或是辩护人的帮助下,同检察官就案件的量刑幅度进行协商,并由检察官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其中包括对主刑、附加刑、刑罚执行方式的建议,以及适用的审判程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量刑协商制度”。2018年《刑事诉讼法》为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量刑协商提供了法律空间。量刑协商用相对平和的方式,一方面能够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诉讼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保留了司法权威性,并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官和法官各方利益的最大化。量刑协商目的是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有效解决案多人少的办案难题及提高诉讼效率,并实现程序正义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整理收集、实证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方法对量刑协商的制度内涵、价值意义等进行定性研究;通过电话访谈、实地调研等实证性方法对量刑协商制度的实践运行、突出问题等进行定量研究。通过对量刑协商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考察,结合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量刑协商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三个部分,总字数约四万字。第一部分,阐述了我国量刑协商制度的基本理论。详细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概念,量刑协商概念,以及二者的关系。论述了量刑协商的基本特征和开展量刑协商的意义,并对开展量刑协商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以我国开展量刑协商地区实践情况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量刑协商制度的立法规定和实践状况。调查发现,立法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量刑协商的案件适用范围、具体内容、救济途径等内容还需要法律的进一步明确。实践中存在着量刑协商形式化的问题。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具有局限性。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信息不对等。以及法院的审理流于形式等问题。第三部分,提出完善量刑协商制度的四方面建议。首先坚持合法、自愿、公正和效率的原则。坚持宽严相济与坦白从的刑事政策。法律上要明确量刑协商适用案件范围、协商内容、救济途径、量刑指导意见等。量刑建议是量刑协商结果的直接体现,量刑建议要精准化和规范化。合理运用确定刑建议,不同阶段给予不同量刑优惠,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辅助量刑,最终实现量刑协商的目的。在量刑协商开展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律师的“有效辩护”,建立健全的值班律师制度并转变办案方式,实现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实质帮助。最后,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权利给予保障和对量刑协商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实现量刑协商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