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至1946年期间,沈从文为了躲避战乱,与许多作家学者教授一起辗转来到了云南昆明,寓居于昆明附近的乡村,任教于西南联大。在这段对沈从文而言充满了动乱、孤寂、焦虑的漫长的八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长河》、《看虹录》和《摘星录》等)、哲理性散文(《烛虚》、《生命》、《潜渊》、《长庚》和“七色魇”系列等)、文学评论、诗、书信等。沈从文云南时期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存在着新的变化。其中思想内容方面的新变包括:第一,文本张力的增加。第二,关于“生命”的“抽象的抒情”。第三,对人类整体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而艺术风格方面的新变包括:第一,用文字构图作曲。第二,强烈的现代派色彩。沈从文云南时期创作的新变的形成因素分为作家的内心因素和外在的环境因素两方面。作家的内心因素是沈从文自身对文学的思考。外在的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以及婚姻关系的插曲三方面带来的压力。沈从文云南时期作品在沈从文所有作品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是沈从文艺术思想较为成熟时期的成果,也是他自觉进行文学艺术创新的成果。然而,这些作品在当时招来的是误解的眼光和批判的声音,《看虹录》、《摘星录》等小说被称为“色情文学”,沈从文本人亦被称为“桃红色作家”等等。沈从文云南时期的作品历来遭遇着被误读与轻视的命运,经过长期雪藏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才陆陆续续面世。即使到了已为沈从文平反的今天,他的云南时期作品依然被人们忽视着,鲜有人进行分析研究。正因为如此,对其的分析研究更显得急迫和珍贵。沈从文云南时期作品的“生命”主题有着丰富的意蕴,为人类“向远景凝眸”指明了确切的方向,具有人文关怀的终极意义。正因为这样,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地位,理所当然地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