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服务型领导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管理哲学界的一个热点,但是服务型领导思想并非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当我们认识到服务的本质是为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同时认识到管理是使实现个人或组织目标的过程符合特定要求(经济、高效等)的系统活动时候,我们就理解了管理具有服务的特性。在组织管理中,强调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而进行管理的思想都可认为是服务型领导思想,这样的思想是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的。在西方,柏拉图就提出“为那些被统治的人的利益而进行统治”,耶稣告诫人们“做众人的奴仆”;在东方,儒家明确提出“民贵君轻”,道家主张“以百姓心为心”,法家要求统治者“顺民心”,兵家认为领导需要做到“视卒如爱子”,墨家强调要“兼爱”,杂家则坚持要“顺民”,孙中山的“为众人服务”的理念则成为公仆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则进一步推进了服务型领导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列宁鲜明地举起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则把“为人民服务”思想深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以格林利夫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服务型领导思想家们则在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分别独立提出“领导就是服务”,这是对当今社会在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管理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的呼应。根植于人类文明的服务型领导思想在当代社会才成为管理哲学的热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理论说明,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工具。以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管理二重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化分析和人性化分析的基本视角。对于管理科学化水平可以从管理的效率、组织的复杂性和管理工具的状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而由于人性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管理哲学范畴,我们可以从管理人性化的面、管理人性化的量和管理人性化的质来对管理的人性化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形态是划分管理基本类型的依据。因此,我们可以把管理划分为农业社会的管理、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知识社会的管理,又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归于上面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我们需要把它的管理形态单独列出。总体而言,农业社会的管理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工业社会的管理则在这两个方面有非常大的进步但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则在科学化方面低于工业社会的管理而在人性化方面略高于工业社会的管理。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都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走向知识社会的管理。我们的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转型,总结丹尼尔·贝尔、约翰·奈斯比特、阿尔文·托夫勒和彼得·德鲁克等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知识社会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两方面都对管理提出了明显高于以往任何社会的要求。在科学化方面,知识社会的社会生产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管理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社会中的组织在多样性、动态性、开放性、非线性和突现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知识也取代暴力和资本成为管理最重要的工具;在人性化方面,知识社会以人性化对象范围的最大化为目标并要求实行全面的高水平的人性化管理。面对知识社会对于管理的要求,知识工作者即拥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并将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应用于生产的人的崛起使服务型领导方式成为必然。现代科技、教育和职业的发展使得知识工作者崛起并为具有高科学化水平和高人性化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方式提供了充分的科学化条件和人性化条件,适应了知识社会对于管理的要求。适应知识社会要求的服务型领导哲学包括三个基本内容:第一,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服务是管理的本质特性,管理是一个面向组织外部对象和组织内部成员的二级服务体系,而管理的发展过程是其服务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服务型领导方式作为至今为止最高级的管理形态具有最高水平的服务性,因此,服务型领导哲学明确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服务;第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主体间的关系。传统的主体性哲学存在种种局限,而主体间性哲学则用主体-主体的关系取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主体-客体关系、用合理的差异原则取代绝对的求同原则、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为当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平等、互动和密切的关系予以了准确的哲学阐释,也成为当代公仆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三,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型领导以服务为核心的定位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而服务型领导下的组织成员的充分的自我管理则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现实。在服务型领导哲学的指导下,结合当代管理实践的成果,可以把服务型领导实践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建立愿景、建设发展型组织、授权与激励。建立愿景指形成关于组织价值取向和远期目标的综合观念并使之指导实践;建设发展型组织指在建设学习型组织的基础上更重视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组织的发展成果;授权指管理者将职权或职责授给被管理者负担,并责令其负责管理性或事务性工作;激励指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为条件。建立愿景是标准的抽象服务而激励是标准的具体服务,建设发展型组织和授权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性质的服务。围绕着这些服务,我们对知识社会中对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都提出了相应的新的要求,以期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组织的具体情况,努力实践服务型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