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成果显著,其中,工业产业的发展关系着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最重要的部门,与我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地区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的出现。在环境恶化、供给低质的背景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节能措施。其中,2004年出台了关于高耗能企业提高电价征收的政策,即差别电价政策,主要希望通过提高高耗能产业的电价抑制其盲目发展,使企业提高自身生产技术、降低电力消耗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排放,并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该政策能否降低高耗能产业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又是通过什么路径实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差别电价政策对工业废水和烟尘排放量的影响显著性,可能对我国利用市场价格调节手段实现减排、调整结构等目标并制订和完善相关电价政策提供微观方面的证据。本文在阐述文献综述和研究意义等内容后,首先在正文部分对差别电价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概述,主要包括政策背景、政策发展等,并结合相关知识从理论角度探究了差别电价政策对高耗能工业企业烟尘、废水排放的影响。其次,本文选取了 2001-2007年相关污染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希望通过DID模型,考察2004年公布的差别电价政策对企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效果。在DID回归的实证结果基础之上,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提高可信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结果提出了一些可能有益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差别电价政策能够有效降低高耗能企业工业废水和烟尘排放量,表明电价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来说,差别电价政策使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大约降低了 36.2%,烟尘排放量大约降低了 23%。接下来采用平行趋势检验方法、PSM-DID检验法等稳健性检验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验证。第二,本文在验证差别电价政策影响的机制检验中,对企业产出和能源利用率两条路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差别电价政策确实通过提高企业成本使得企业通过减少产值和提高能源利用率来应对政策,从而降低企业工业废水和烟尘的排放。具体来说,对于废水排放量,系数从-0.362变为了-0.355;对于废气排放量,系数从-0.230变为了-0.227。但相较而言,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来降低排放的变化更为明显。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差别电价政策对中小型高耗能企业的工业废水和烟尘排放量降低效果更好,对大型企业的影响效果要小一些。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差别电价政策对非支柱地区高耗能企业废水和烟尘排放的抑制效果更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①在实施差别电价政策时,应该着重提高对高耗能企业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对政策落实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对高耗能企业的相关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动态监督,并提高企业违法排放的处罚标准,制订相应的问责制度。②基于相关高耗能企业及地区的具体调查数据,相关部门应该针对以上企业实施相应的差异化策略。各地区历史渊源、资源禀赋和经济地位的差异等因素造就了我国各地区经济、科技的不均衡发展水平。因此,提升结构合理性、进行环境规制要因地制宜,对于处在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相关高耗能企业,尽量采取适合本地产业结构状况和资源禀赋的精准政策,避免“一刀切”。③注重惩罚的同时应加强政策激励,并鼓励高耗能企业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改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污染排放,走绿色健康发展道路。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研究视角上,针对以往文献中差别电价政策对微观企业污染物排放方面的研究缺失现状,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较为全面系统地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差别电价政策对微观企业上述两类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效果。（2）从研究内容上,本文从减排效果方面,分析差别电价政策的影响;选取企业成本产值效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对差别电价政策进行了机制分析。（3）从研究方法上,本文借助双重差分方法,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从产业结构不同的地区和企业规模大小不同两个方面进行相关异质性分析;并通过PSM-DID等一些稳健性检验方法的使用,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