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我国《著作权法》2011年正式启动的第三次修改工作的背景下，将目光投射于《著作权法》中关于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之一——法定许可制度，通过分析研究国际社会的《著作权法》法定许可制度（权利限制制度与例外），以及我国《著作权法》法定许可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入总结我国《著作权法》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功过得失”。此外，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的相关特点与任务，为法定许可制度的修改内容作出笔者的“利”“弊”评价，并在此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笔者的意见与建议，并作出。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概念辨析及理论基础。分析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概念，及其与其他类似概念，特别是与同为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之概念的辨析，例如：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强制使用、许可使用的相关概念之间的辨析。此外，笔者具体分析了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明确了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既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又充分保护了著作权人的经济权利。第二，具体论述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即我国法定许可制度的发展史。严格遵循我国著作权法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逐一论述不同时期我国著作权法法定许可制度的不同规定，对比该制度先后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规定上的变化。最重要的，评价不同时期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中所存在的“利”“弊”，为《著作权法》的修订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第三，研究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中在修改草案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中针对法定学制度所作出的修改，并提出笔者的立法建议。2011年我国著作权法在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修正后，终于迎来了立法者与社会公众翘首以盼的第三次修订工作。在第三次修订工作中法定许可制度的规定做出了重大修改，其中主要包括：教材编写的法定许可制度、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制度、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法定许可制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首次在《著作权法》中加入了使用者适用法定许可制度明确的程序性规定（草案第48条），为使用者适用法定许可制度，著作权人保障“获酬权”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最后，建立在我国历史中的法定许可制度的“利”“弊”评价，为《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中提出笔者自己具体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