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及技术创新发展模式的变革,大学已成为产业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创新的核心主体,学术商业化也逐渐成为大学的第三使命。以研究成果技术转移为载体的学术商业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利益相关主体共同作用的过程。尽管已有文献对技术转移过程主要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一些国家/地区的学者将基于美国实践提炼出来的三螺旋模式用来分析当地的运作情况或指导当地的大学技术转移活动,但是鲜有研究检视该理论的适用性,以及政府在驱动传统研究型大学走出象牙塔走向创新系统之中,应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及有何功能定位。我国大陆地区于2015年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立法精神,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启动了新一轮的大学技术转移供给侧改革,那么,政府应在大学技术转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文在比较分析了政府推动大学技术转移的三个竞争性理论解释基础上,进一步析出政府作用于大学技术转移的三个关键影响维度,构建了“政府角色模型”的理论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在政府角色模型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台湾地区的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台湾地区在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立法精神与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于1999年颁布实施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将政府资助研究成果所有权下放给执行机构,拉开了台湾地区大学技术转移供给侧改革的大幕。政府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大学及研究人员将校内研究成果商业化转移至产业界,推动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充分发挥大学在创新系统中的主体作用。从全球大学技术转移改革的趋势来看,台湾地区的实践既有全球学习美国模式的代表性,又有自身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独特性。台湾地区政府通过驱动大学技术转移的发展,逐渐将大学从创新系统的边缘推向中央,充分发挥大学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主体作用。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台湾地区政府在大学技术转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我国大陆地区的技转治理改革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经验借鉴。研究发现台湾地区政府在驱动大学技术转移能力提升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兴利与防弊并重”为目标诉求,在驱动大学商业化、产业发展的同时,确保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公共利益。根据介入程度的不同,政府在大学技术转移各关键影响维度中扮演的角色亦有差异,分别为——技转制度的设计者、专责技转组织建设的推动者和专业技转人力资源开发的协助者。随着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与执行,政府角色的功能从宏观制度到中观组织,再到微观个体层面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而大学的主体作用则逐渐增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大学自身推动校内研究成果技术转移的能力不断加强,产学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政府的角色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变,逐渐从服务的直接生产者与提供者转变为提供完善创新支援服务的协助者、协调者。由多元治理替代政府治理,使得大学-产业-政府之间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释放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内在动力,提升政府在大学技术转移治理领域的效率、效力和回应性。其次,本文从全球视域将台湾地区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对台湾地区实践的成败得失进行提炼。随后,对我国大陆地区当前进行的大学技术转移治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两岸大学技转中的政府角色进行比较,总结台湾地区实践中可为大陆地区所借鉴的经验教训。最后,本文通过台湾地区的实践与美英日三国的比较,对政府角色模型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对模型进行了理论提炼。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角色模型的解释力,及其在一般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本文在三螺旋理论、学术研究商业化理论及技术发展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大学技术转移中的政府角色模型,并通过对台湾地区案例及美英日国际比较,实证检验与完善了该模型框架,回答了大学技术转移学术研究与实务领域中“对于那些国家干预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或地区,怎么样才能实现三螺旋模式的平衡运转呢?”的问题,丰富与完善了三螺旋理论,为大学技术转移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聚焦于技术供给侧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互动,分析单位以政府及大学的相关人士为主,来自产业的访谈对象偏少,缺乏对技术需求侧的产业界在三螺旋创新系统中的研究,这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即:将市场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探讨大学技转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边界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