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考课制度这一问题，前辈先学已有所注意，并且在复原考课制度、探寻其渊源及影响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按发展进程探讨北魏考课制度的形成、确立、完备和破坏，整理其考课方式、考课对象、考课年限、考课机构、考课品第的标准和考课后的黜陟，以及北魏末年直接破坏考课的因素。 道武帝一明元帝时期，虽然设置了各级地方官吏，但官员的素质比较低；中央初建了尚书台，但其曹省时设时撤，考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执行。北魏为了有效考核各级官吏是否称职，便派出大使循行各地。 太武帝时，官员考课制度处于草创时期。对官吏考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皇帝行幸、吏民举告和州刺史、太守、县令层层考课。考课的对象主要是地方官员，第一次出现对中央官员进行考课。考课年限不确定，考课后的黜陟也没有形成定制，特别在黜罚时皇帝个人的主观因素有很大影响。考课内容主要集中在官员是否贪污受贿和劝课农桑发展农业。 文成帝时期，地方官吏的考课制度初步形成。太安诏书具体规定了考课的内容，即农业、赋役、户口、法律、用人等五条，这成为以后考课地方官吏的标准。考课也由专人——南部尚书来负责；考课的对象不仅包括在任的地方官吏，而且包括升迁或离任的官员。这一时期的考课方式包括遣使巡行、皇帝亲巡、召民秀、计掾对问等，形式多样。考课的主要对象是地方官员。基本上遵从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三载一考”，对“三考以黜陟幽明”这一点并没有照办，采取的是考即黜陟。 孝文帝亲政后，考课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确立。此时，地方官员的考课已有完备的令文，即每年年底，州镇长官条列牧守治行，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中央官员的考课在元羽的建议下，也形成定制，即由各曹长官负责本部门官员的考课，依其政绩，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等、下上、下中、下下七品，上下二等分别陟黜，中等守本。官品为六品以下的官员，尚书重问；五品以上，皇帝与公卿论其善恶。而且，确定了“三年一考，考即黜陟”的原则。而且，地方属官也要接受中央的统一考课，先由州牧府主考定属官的工作能力，品定为三等，后由皇帝亲自查看以定黜陟。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从主官到属官，都要进行考课，考课对象更加全面。此期考课分类之细，办事速度之快，措施之细致，品评之严明，是终北魏一朝未有的。 宣武帝时期，考课制度在各个方面更加完善。考课由专门的机构尚书考功曹负责，尚书考功郎中主持对百官的考课事宜。考功令规定了衡量官员治行的标准为三等九品；与之相对应的黜陟品级也由孝文帝时期的三等七品变成了三等九品。与当时的政治情况相适应，考课令文日趋完善，出现了景明考格、正始考格、延昌元年考格、延昌三年考格等几种考格。虽然在考格上更加完善，但隔几年就变化的考格，让主管考课的官员无所适从，也使得以前简单明了的考课制度变得扑朔迷离。 孝明帝时，中央任事官的考课年限是三年，散官是四年。与以往有最大变化的是地方官员的考课，他们的考课年限变成了六年一考，而且，“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于是在十二年中，太守、令长只经过一次考课，另六年为停职等待再次上任。孝庄帝以后，由于内政的混乱，北魏政府已无暇顾及考课，考课也趋破坏。 在宣武帝后期，考课制度受到了一些因素的破坏。正始四年的泛阶使得考课的年限、方式与前朝大有不同，尤其在孝明帝时，两次推行泛阶，使考课变得混乱无序；考簿的混乱又使考课无所依据；监察制和选举制的变化，影响到与它们配套的考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