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重婚的婚姻原则在中国传承久远。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越来越激烈的改革热潮,禁止重婚再次成为法律界和舆论界讨论的热点。民国初年适用的法律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历来奉行的禁止重婚的原则,也吸收了西方法理的精神,对重婚的具体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同时,司法实践面对重婚案件,则倾向于考虑多方因素,灵活适用中西方法律精神。考虑到民间重婚现象的普遍性,民初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依旧遵循传统家族法,未将纳妾和定婚后另许他人等事实意义上的重婚行为列入重婚罪的范围之内。而司法机关在解决这类冲突时,大多以情理为先,从民事角度出发,以调解的方式和默许的态度,最大化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生存权;但同时也参考西方法理,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尽可能的不作出强制判决。去除事实意义上的重婚,法律意义上的重婚行为在民初也数量庞大。司法实践对这类重婚案件的处理,较之事实意义上的重婚稍显严格,但依然趋向于从宽处理,礼法与情理被看作十分重要的影响判决结果的因素。鉴于民国初期的特殊社会背景,司法实践将西方法理与传统礼法和实际情况相杂糅的判决方式不可谓不高明,但之后民国的法治发展情况又说明,司法如果轻易地被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情理所控制,法治就很难得到实现。这一悖论提醒我们:在法律的转型过程中,考虑社会现实和情理、继承传统法律中的合理内容与有选择的法律移植可能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