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IDC《中国软件开发离岸外包2006—2010年市场预测与分析》报告表明,2005年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获得了55.6%的高速增长,市场收入达到9.3亿美元。该机构预计,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将超过40%。赛迪顾问的预测则更为乐观:到2010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70.28亿美元,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8.4%,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2%,软件外包将成为推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新力量。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软件产品和服务市场,目前仅有1%的业务外包,潜力非常大。在这1%里边,中国已获得七成。IDC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整体软件外包收入的60.1%来自于日本客户;其次才是欧美市场,为20.4%。以上是数字形式的事实和预测。而在现实生活中,支撑软件外包的众多从业人员并不一定能感受到软件业发展的大好前景和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笔者的大学同学中有人从事呼叫中心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都是接听客户的咨询电话、投诉电话;也有人从事软件的汉化等简单的翻译工作,工作压力大、重复性大,创造性小、可发挥性小。因此笔者产生了疑问,在上述对日外包领域中,为什么大学毕业生只能从事低端的价值低的工作?为什么看似写字楼的白领其实做的却是蓝领的工作?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开始关注相关的文章,查找资料,力图寻找现象后的本质,了解其真实的原本的模样。二、研究现状在搜集到的资料中,专门关于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的现状与发展的内容很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包含在对中国软件产业、中国软件外包业务、中外软件产业发展对比等相关研究中,包含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展关系到我国软件业整体的发展,因此在考察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可行的对策时必须首先了解大环境,了解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研究中国软件产业这一课题的学者的观点和因此产生的争议。从目前关于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研究来看,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软件产业市场导向问题,即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出口导向为主;二是中国软件产业产品导向问题,即以应用软件为主,以软件服务为主,还是将核心软件研发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倾向于中国软件产业出口导向所持的理由主要有:我国的开发费用低,加之美国硅谷现有的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在各个领域掌握高新核心技术。在国内设立软件出口基地并在海外设立市场与设计基地,将海外留学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与国内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将是我国软件产业腾飞的突破口和出发点;我们可以以日本市场为切入点,进军海外的软件市场。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软件业实际上同印度很不一样,中国有巨大的国民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软件业不光对自身也对其他产业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单纯地模仿印度只会导致软件产业人均产值降低,市场不稳定,利润随竞争加剧而大副降低,很难建立自主完整的软件体系。在有关中国软件产业产品导向问题的讨论方面,一部分学者强调中国应以发展应用软件为主;还有一部分学者更注重中国在自主版权的核心软件技术的突破。前者认为,在定制软件和应用软件市场上中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和支持应用软件的发展,以取得更大的发展。相反的,强调核心软件技术研发的学者认为,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中国就谈不上有自主的软件产业,我们的整个信息产业也就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沙滩上。自主操作系统有助于加强我国的信息安全;关系到软件产业以致于整个信息产业的利润;关系到应用软件开发的主动权。国际上开放源代码的潮流给我们开发自主操作系统、系统软件、甚至公共应用平台都提供了良好契机。强调应用软件和核心软件技术并举的学者认为,国内市场会越做越好,而印度和爱尔兰的成功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软件人才培养速度的加快,我们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面对国际市场,我们同样具有发展的优势。这些结论无疑是有说服力的。在上述两方面的争论中可见,对日软件外包属于出口,对日软件外包的产品属于应用软件和软件服务类。本论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就以下问题点对对日软件外包进行了考察: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日本选择中国作为接包国的原因分析;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现阶段发展的程度;通过“人力、资金、产品”三方面探讨对日软件外包项目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对日软件外包发展今后的对策。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是我国软件产业国际化的突破口,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三、研究内容本文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首先对软件外包的定义、流程和特点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并通过对我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从宏观环境来分析:理论上,软件外包是企业为了专注核心业务,整合与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化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一种管理模式。现实上,由于国际经济的萧条,以及IT人才的缺乏,使得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始进行软件产业结构战略调整。降低开发成本,加快产品上市周期,成为企业重要的追求目标。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公司把软件产品或服务的某些环节外包出去。软件外包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其中美国市场大约为65%,而欧洲市场为10%,日本市场为10%。相对来说,北美和西欧的软件外包市场已经成熟,而日本的软件外包市场正在发展中。从中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来看,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销售额为278.1亿美元,仅为全球软件产业销售额的3.55%;软件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总额比2003年增加了48.7%,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已经达到了1.7%。软件产品出口额逐年增长,2004年达到了215亿元,但还不及软件产品销售总额的十分之一,所以可以说中国软件产业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国内市场的增长,走的还是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发展路线,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较低。无论是软件产品的出口额还是软件产品出口企业的数量,对日的出口都居于首位,对欧美的出口额比较小,但正在逐渐增长。因此可以说对日软件外包是我国软件国际化的重要手段,是我国软件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之一。第二章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在探讨了日本进行软件外包的发展历程、市场规模之后,具体分析了日本向中国软件企业发包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现实基础、人力、文化地缘三方面。从日本进行软件外包的过程来看:在还没有发现中国这个颇具潜力的市场之前,日本IT企业的软件外包业务多放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日本IT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中国的。由于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且一直保持着长期而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因此很多问题都在不算长的时间内得以解决。更主要的是中国的软件公司能够快速地提高自己的技术力量、日语能力和对日本业务的理解,这使得双方的合作很快渡过磨合期而进入融洽状态。进入90年代后期,先期取得成功的日本IT企业为对来中国投资仍犹疑不决的本国IT企业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于是更多的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向中国发包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在日本对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外包业务也在增加。从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来看:在国际软件市场上,日本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产品与服务需求国,软件产品主要满足内需。基于日本经济不断回暖的预期,日本企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已经开始释放大量IT需求以替换旧的IT系统,这些需求绝非本土IT公司自身可以消化,必然会有相当部分的项目被外包。因此日本整体在IT产业的投资不断增加的同时,又尽量压缩开发单价。这是促使日本软件开发企业在中国积极寻求软件开发外包业务的主要原因。就日本的软件行业来说,操作系统和中间件也基本上被美国产品垄断,应用软件是主体。信息产业的大部分都是开发企业信息化所用的应用软件。从技术难度和软件纵向的产业链来说,是处于难度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范畴。根据2005年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简称JEITA)、日本个人电脑软件协会(简称JPSA)、日本信息服务产业协会(简称JISA)共同实施的《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海外贸易以及外国人从业等实况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企业利用外包所期待的效果上,6成多的企业都是考虑到国外人力资源成本较低这一因素,为了削减开发成本而向国外发包。通过对比薪金情况,可以看出中国软件产业从业人员的薪金水平不仅要低于日本,还低于印度等亚洲国家。中国在人力资源上具有优势。另外,针对日本企业选择外包商的关注点的分析可知,85%以上的企业都认为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是选择外包时应该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对说明书、商洽内容等日语的理解能力会影响软件最终的质量,因此也同样重要。所以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也是日本选择中国接包的原因。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软件外包公司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文化方面中国更重视长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不是一次生意的得失;在商业习惯方面更注重双方的合作而不倾向于在合同中规定细节;在地缘上,距日本更近;同时软件人才在日语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第三章较为系统的考察了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规模、发展阶段、特点、企业类型,认清了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现状,并据此剖析了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利弊。虽然在我国软件出口中对日出口达到了60%之多,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从日本软件进口总额来看却是微不足道的。2004年日本全年软件进口的90.3%来自美国,只有4.7%是从中国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软件的种类来看,95%以上的基础软件和集成软件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而从中国进口的软件产品中,定制软件所占比重最大,接近二分之一的定制软件都是由中国软件企业提供的;同时,基础软件的进口也有所增加,已经超过了印度,仅次于美国。根据日本信息服务产业协会的定义,定制软件是指根据特定用户的要求而开发的特制软件,基础软件是指以数量不定的众多用户为对象而开发的软件,包括语言程序、程序库等。这两种软件都处于软件外包项目的低端外包加工,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低端。即承包商不参与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仅负责其中整个系统某些子模块的编程,或将设计结果转换为可执行的程序代码。Gartner公司的分析师永纲浩二的分析,中日外包会经历如下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编码工作外包给中方;第二个阶段,日本企业将软件知识传授给中国供应商,中国供应商引进日方的管理经验,帮助软件开发;第三个阶段,日方加强方案管理,进行协调工作,中方已经了解日本用户的需求,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的目标,日本拥护完全将业务外包给中国供应商。中国企业目前大多数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软件外包的技术、管理流程和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壮大企业规模,提升外包能力和国际形象。就对日软件外包的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客户集中在IT和金融业的大型公司。外包合同的规模效益和跨国合作经验决定了大型跨国公司有意愿并有条件对中国发包。日本企业一般都是向国内的企业如NEC、NTT等公司发包,由这些企业进行上层的设计工作,然后将底层的编码任务分包到海外,以降低成本。第二,业务多集中在中间客户的转包而不是来自于最终用户。这是因为日本大多数客户目前对中国软件外包的能力和质量保证还不太信任,需要日本的软件厂商从整体项目的框架和质量保证方面把关。而且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在国外的营销能力很差,一旦走出国门面对国际竞争时,就会发现自己的传统软肋。第三,项目类型多属于“贴牌生产”。以对日软件外包的基地之一大连为例,可以将作对日软件业务的企业分为三类。首先是日本大型软件企业在大连设立的分公司、子公司。除了中国最大的对日外包公司IBM之外,还包括如日立、CSK等其他16家世界500强企业。第二类是国内大型软件企业。他们大都以对日业务为主,通过外包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一批具备成熟的外包业务经验的软件企业。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软件出口企业大连华信电脑技术有限公司,以及通过了CMM5认证的企业—大连海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东软集团大连分公司等。对接内地市场方面,继中国最大的两家软件企业东软和中软在大连软件园设立了对日软件出口中心之后,2005年又有一家国内知名软件上市公司杭州信雅达公司加入大连对日软件出口的行列,而且包括用友、浪潮等众多内地知名软件企业也正在积极寻求合作,在大连软件园设立对日出口基地。第三类则是通过各种孵化机制产生的中小型队日软件企业。它们大都是归国留学人员创立的高新企业,拥有自己的项目,定位性较强。通过以上对对日软件外包的规模、发展阶段、特点、企业类型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发展对日软件外包,企业可以提升软件生产管理的水平,完善软件质量保证体系,规范软件开发的运作机制,进而形成软件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发展对日软件外包,可以更好的了解国际需求,而高质量的客户需求,才能拉动软件产品水平的提高,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对日软件外包,培养国际型人才,扩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拓展软件企业的盈利模式。管理、人才队伍、国际市场需求都是软件产业走向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软件外包最终将拉动我国软件产业基础的全面升级;日本外包业务能获得利润,为企业成长积累资金,有效地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因为软件外包是一个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日软件外包,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我国国内企业当前的实力与印度、爱尔兰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选择承接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并且发展日本外包业务能够支持软件企业的快速成长。我国软件企业可以通过日本市场,来逐渐提高企业的市场渠道开发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提高知名度,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毫无疑问,软件外包在全球的兴起,为我国发展软件产业带来了历史的机遇。重视机遇,把握良机,扬长避短可以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但是,软件外包不是灵丹妙药,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软件产业的技术能力,也不是推动国内软件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惟一手段。片面强调发展国内软件外包服务的重要性,不利于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软件外包的内容看,中国软件外包公司目前只能从价值链的低端即编码和单元测试开始切入。由此可见,凡是被外包出去的,都是软件系统非核心的内容。以软件服务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软件外包业务中承担着大量低端、低附加价值的编码和检测等工作,而高端的、高附加价值的需求分析与设计工作往往由发达国家软件人员自己完成。从长期来看,这种软件业发展模式由于没有形成自主版权的和品牌的产品,也未能从软件边际成本为零所产生的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中得到任何利益,所以对发展中国家的软件产业技术积累和产业成长不利,同时,通常对本国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综合国力的提高没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日本经济走出泥潭,日本的信息产业继续以5-6%的速度增长,众多传统产业的公司通过信息化来改造企业,从而投资在信息建设方面的开支继续增加会促进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先行登陆的中国对日软件外包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部分日本软件公司已经与中国公司有过长期合作,会把更多的软件外包给中国。中国公司通过技术的提升,外包经验的增加,越来越具有承接高技术含量,规模更大的工程的能力。另外,中国政府逐步解除对于民营软件公司的各种限制,同时认真落实各项鼓励软件出口的政策法规。在上述积极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的对日软件外包会进一步发展。同样在对日软件外包过程中也存在着消极因素,会对其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日本对信息化的投入或出现周期性的减少,或由于经济整体拖累而需求降低,都会使信息服务性的产业需求降低。另外,如果中国西部或更多的软件公司加入对日软件外包的竞争中,陷入价格竞争的泥潭,从长期来看,会对这个行业造成损害。而且,中国政府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鼓励或支持软件出口方面。如加强税收,鼓励不适宜的技术提升政策出台等。地方保护主义从地方经济出发,对本地的软件出口企业进行补贴,而使价格战升级,引起行业发展不利。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问题,从“人力、资金、产品”总结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的对策。首先人力资源方面,我国软件人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从业人员增加,人才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对软件人才的需求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IT类人才的供给基本上可以满足需求;同时,人才结构不合理,呈现出一种“橄榄型”,严重缺乏软件高端和低端的人才,个别地区个别专业人才短缺。第二,人员不稳定,跳槽率高。目前最合适我国外包企业的人才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即软件开发人员—项目经理—管理能力与技术具备的高级人才。由于语言或文化的障碍,金字塔底层不容易向中高层流动,导致了对日软件公司的人员流动性较高。最后,软件人才日益成长,但软件公司数量多规模小。2004年底,经认定的企业为10,607家,从业人员约为72万人。员工人数少于100人的企业占90%,很多的软件企业大多停留在小作坊的模式中。其次资金方面,我国的软件企业一般都为中小民营企业,软件企业本身财力不够,上市的公司凤毛麟角,到银行融资也很困难。而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投资体系,国内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工具基本上都是为大企业设置的,产品单调,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致使国内的软件企业得不到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因此,融资渠道不畅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产品方面,主要存在沟通、质量和信赖的问题。外包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它包括了对客户业务的理解,一种文化的融合,一种关系的建立,一种与客户共同发展的信念。通过中日的文化特点对比可知,在管理文化上双方既有东方管理艺术相一致的地方,但在领导艺术和风格、人员的选拔、培养、激励和任用方面、程序的决策过程的制定、对问题的处理、文档处理方面、公司治理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由此引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及时、合理、低成本的处理这些冲突,充分进行管理沟通,是每个中国对日软件外包商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软件工程师承担国际项目缺乏应有的语言沟通能力,对最基本的工作不够细心,这样的行为往往会抵消我们的成本优势。软件公司技术力量弱,开发和质量管理流程不规范,质量控制不过关,是中国软件公司的通病。根据对全国10处软件产业集中地域进行的调查,2004年年末,取得CMM标准的企业已经达到了204家。在全国范围内达到CMM2级以上的企业共有237家,占全世界同水平软件企业的10%,可以说我国在达成数量上是可观的。但是达到CMM5的仅有17家。中国缺乏高级的系统设计师和优秀的软件企业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做简单的编码工作,尽管相当一部分人是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在需求分析和基本设计方面,中国的水平一般,许多高级的系统设计和管理人员都来自海外。从日本企业的软件外包的利用方式来看,31%是直接向外国公司发包,而经过国内企业发包的企业占46%。其余的公司在发包时上述两种方式都存在。从增长幅度来看,更多的企业选择经由国内的大软件企业的形式向海外发包。其原因之一是,日本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对国外公司的信任程度。另一个原因是在日本直接接包的中国企业仍然比较少。针对对日软件外包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对策。人才培育方面,改革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包括国家正规教育、社会和企业办学的多层次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对社会和企业办学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积极扩大国内软件高级人才与国际软件市场的联系和交流,尤其应重视对软件人才的语言培训。重视帮助员工成长,将股权、培训项目或其它激励机制等引入对人才的管理,用好和留住现有的人才,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企业。企业规模方面,要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产业优势、规模效应和品牌形象的规模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手段,尽快培养一批产品附加价值高、市场分额大、核心竞争力强、有研究开发能力的优势企业,通过它们带动整个软件产业链的发展。我国软件企业应借鉴印度软件企业的经验,积极与中国的跨国公司合作形成软件外包链,与其建立上下游合作关系,参加跨国公司供应商选拔,打通自身承接软件外包的渠道。政策支持方面,首先改善融资环境,促进投资的多元化:降低软件公司上市的门槛;银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为软件公司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吸引外资的注入,既要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又要积极参与外国的风险资金等。其次,对软件出口进行指导与支持。文化沟通方面,在各个层级之间都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建立紧急事件与日常工作的问题解决机制,建立程序员、系统工程师、项目经理、高层经理的四层对等的质量解决机制,以便及时解决问题;着眼于长期发展,重视长期的连续交易,建立合作关系和信任。产品营销方面,在日本设立分公司,使公司的组织更加贴近客户,增加跨国财务的灵活性,提升公司的国际形象,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外包开发与服务。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软件企业来说,应该先与进入中国的日本公司合作,做面向它们国内分公司的外包定制工作;或通过建设软件出口开发基地等,充分展开国内的营销,实现软件外包的本地化。从价值链的方面来考虑,中国的企业是否能站在价值链的上游,其实主要在于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企业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和提升自己的外包价值链,技术从低端到高端,将简单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成本和技术优势。在产品、代工和服务构成的“软件业的微笑曲线”上,产品研发、自主创新是价值链的源头。因此我国软件产业要想融入全球软件生态链,必须加快从消化吸收走向自主创新的进程,把握国际软件产业发展整体趋势,发挥比较优势。四、结论通过上述四章的分析,笔者认为:软件外包不仅被当成软件产业发展的下一个淘金地,也被人们看做是中国软件业追赶世界的好机会。软件产业是国际化产业,因为其技术具有开放性,技术更新具有及时性,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国际化。软件外包就是我国软件产业开展国际化的一种方式,给中国的软件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外包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软件企业向我国发包,主要是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以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同时由于地缘文化等原因更多的偏向把外包交给中国。而我国软件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通过承接软件外包项目得到了发展资金,积累了项目经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对日软件外包是我国软件企业壮大自身力量的有效途径,其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同时加速我国软件业的国际化。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承接的对日软件外包项目还处于产业发展的中下游,附加价值低,多数还属于“代工”模式。所以从长期来看,片面强调发展国内软件外包服务的重要性,不利于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可过分依赖于对日软件外包。鉴于在对日软件项目中的得失,笔者从“人力、资金、产品”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软件企业在对日软件外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简单总结来说是人才结构失衡、资金不足、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在吸取了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经验后,提出以下对策:我国应该集中培养面向需求的人才,软件企业应该扩大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扩展融资渠道;通过沟通了解双方的文化和商业习惯,精诚合作;建立驻日机构,展开与国内的日本跨国公司合作,进行营销;提高自身技术含量,实现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升级。中国软件产业在对日软件外包中的角色不可以简简单单的以“蓝领”来概括,重要的是找到弱点,总结经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面对机遇和挑战,在业务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更上一层楼。更不可以单纯模仿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案例,要结合实际情况,提高技术含量,树立品牌,走自主创新之路。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文中难免有很多疏漏和不足之处,还请各位专家老师不吝赐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