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所处的北宋时代，从社会形态上讲，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文化形态上讲，是一个文化上的“礼坏乐崩”的时代;从价值观上讲，是唯利是从，缺乏儒学现实主义价值观念指导的时代;从学术使命上讲，面临着用什么理论复兴儒学和抗击佛教的时代。
　　李觏生活的北宋是我国两汉以来，经六朝和隋唐之后，又一个文化思想高涨时期。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正值哲人辈出，一代豪士荟萃的时代。李觏也是当时我国文化界灿烂群星中的一颗，是我国北宋中期的一位博学多识，忧国忧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哲学家，进步的政论家和伦理学家。他的着作曾被誉为“皆从大处起议沦”的“医国之书”。
　　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李觏兼容并蓄批判地扬弃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在荀子礼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其独具特色的礼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格，代表了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小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重建儒学现实主义的时代呼唤，解答了当时构建新的伦理秩序的时代课题的问。李觏伦理思想以其人性论为基点，其礼论为中心内容，其义利观为价值取向，其经世致用为实践原则。作为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和调解现实生活的规则体系，其伦理思想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品格，以治世救弊为现实目标，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起到了一定的理论引导作用。
　　李觏认为气为万物本源，以阴阳二气以释万物，运用“气”的流动、变化来说明万物皆在易中和吉凶由人的道理。其宇宙观对其伦理学思想有深刻影响，表现为:注重顺人情、承认欲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注重人事。在人性论上区分圣人与庶人的区别，把人性置于广泛的社会背景和人的自然需求之中来确立其价值，人性论是其礼论预设的逻辑前提。
　　他对礼的论述，提出并强调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即“礼顺人情”和“礼一本论”，从人民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论述礼的产生，认为礼是对民众道德生活实践的概括。这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伦理学上自然的客观必然性与道德应然性的关系问题。他试图用“礼一本论”将政治法律系统和伦理道德系统相结合，不仅注重内心的道德自觉，更注重礼法对于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的实践价值。
　　价值观上一反儒家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肯定私利，注重民利，提出了义利双行的义利观，以作为社会经济生活及各方面的价值导向。提出了“利欲可言”、“礼以节之”、“见利思义”、“计利富民”的思想体系。“利欲可言”是其价值观的逻辑起点，“义利统一”是其基本准则，“礼以节之”是其具体的操作方式，而“计利富民”则是其最终的落脚点。与义利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王霸。他提出要树立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新标准。
　　李觏注重实功的的价值观作用于社会治理即为经世致用的治国构思。试图将“内圣”和“外王”二者统一起来，既注重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又有面向实践寻求礼法制度和政治治理的现实诉求。他将实效实功和经世致用理念贯彻在制度、用人和教化。通过对这三方面的论述展示了其康国济民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
　　李觏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实开北宋功利主义先河，稍后的陈亮和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都受他的影响。李觏伦理思想影响深远，流传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思想对现代社会仍有启发意义，为我们如何很好的理解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如何看待无限膨胀的物欲、如何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如何理解道德和制度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