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打开国门之时起,我们便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行列,全面展开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工作。随着与世界的交往与交流的深化,裹挟着大量现代化因子的西方文化也开始对我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形成不小的冲击,让我们面对着新一轮的“文化整合危机”。不能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确实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带动了社会的整体性进步,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急于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社会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心态还是过于急躁了些,大规模改革推动下的社会快速转变对我们国家的传统、秩序和文化都构成一种强大的解构力量,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利益冲突明显加剧。事实证明,体制方面的不健全、不配套使利益分配无法做到公平,常常加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而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思想改变了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使权力、财富等成为人们奋力去追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与市场经济之结合,更会倾向于遵照相互腐蚀、相互扭曲的态势发展,形成极为丑陋的社会现象。这类官商勾结,寻租和谋取暴利的行为全面侵犯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社会民众的普遍不满。加之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和诉求渠道的不足,这些矛盾和不满往往被搁置下来,逐渐累积,当找到合适的“契机”时,就会以极具爆发性的抗拒行为发泄出来。本文从诸多暴力抗拒的事件中选取了曾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螺蛳湾市场风波案”,从个案出发、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引起我国暴力抗拒的直接原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社会传统、现存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间的亲和力不足。而亲和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结构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要求相冲突；二是市场经济唤醒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然而我们“政府主导”的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容纳力”缺乏,从而造成制度外参与行为的发生；三是转型期人们精神家园的崩塌带来了行为失范的普遍化。暴力抗拒事件的化解无疑要求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还需要有社会与文化要素的支撑。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面临的很多困难,如制约威权政府权力的困难,割断政府和资本勾连的不易,容纳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的能力不足,以及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官与民之间、公民意识与社会秩序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模式等,都与制度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支撑要素的欠缺有关因此,如何从社会与文化维度着手,为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应成为我们全力加以关注之事。在这个意义上,全面提升社会传统、现存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间的“亲和度”,关系到能否将市场经济的瓦解力量降至最低,能否使社会转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能否减少权力失范现象的发生与暴力抗拒事件的频发。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且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暴力抗拒事件引发的因素并不单一,化解问题更应该视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故此,任何单线突进的策略恐怕都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而只有采用多头并进、多方面“向心合围”的变革思路,才有可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