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我国关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歇,但由于缺乏对财政体制纵向失衡的深入研究,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以及条块治理体制的内在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经济新常态,如何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与重构动力增长机制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中国财政体制表现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现象,背后实则是财政体制纵向失衡问题。因此,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沿袭“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这一逻辑主线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制度过程中,必须基于财政分权体制,将研究视阈放宽至财政体制纵向失衡,深入剖析中国财政体制纵向失衡现象对推动我国构建现代财政制度这一宏大目标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然而政治集权之下的中国式分权改革有别于西方国家经济分权与政治分权同步推进,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式财政纵向失衡的程度究竟如何做出科学评判,以及中国式财政纵向失衡可否从制度层面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提供更加全面的注解。有鉴于理论界关于财政纵向失衡未曾获得一个逻辑一致的定义,致使不同的学者在财政纵向失衡的度量方法上见仁见智。因此,本文首先梳理基于不同预设前提下财政纵向失衡定义、测度以及国内外关于财政纵向失衡与经济增长之间已有研究,通过对财政纵向失衡含义和度量方法的深度挖掘与重新认识,探究财政分权体制下纵向失衡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其次遵循Stackelberg博弈策略,构建一个多级政府框架下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理论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然后在深入诠释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非线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从传统收支缺口与财政分权体制两种视域重新定义与全面测度我国财政纵向失衡,发现我国财政纵向失衡虽然提升缓慢但绝对水平较高,而且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这之后,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人均GDP增长率不仅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而且非线性效应伴随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的增加迅速凸显。另外当财政纵向失衡超过最优失衡水平时,财政纵向失衡对人均GDP增长率的总效应由正转变为负。财政体制纵向失衡是财政分权体制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符合一个经济效率制度安排的结果,而这种财政体制安排下的纵向财政失衡不是问题,如何设计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激励地方政府事权有效执行,才是解决财政体制纵向不平衡的关键。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实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和激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因此,从体制层面上转移支付制度对财政纵向失衡产生纠偏效应以及作用效果如何,值得深入探讨。故而,本文通过从总量和结构效应双重视角考察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对财政纵向失衡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在总量效应方面,转移支付制度加剧财政纵向失衡程度,与传统理论意义上转移支付的均衡作用背道而驰。在结构效应方面,一般性转移支付与财政纵向失衡呈现负相关,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与财政纵向失衡呈正相关,且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形式对财政纵向失衡的反应存在较大差异,税收返还的强化效应最大,专项转移支付次之,一般性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相对较弱,表明我国转移支付功能异化,转移支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均衡化目标。最后提出科学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明确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分税制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等配套改革同步推进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