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随着劳动、资本和市场在城镇地区集中,城镇规模扩张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还将辐射到周边农村地区,从而对农村居民的家庭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变革带来深远影响。在中国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地区普遍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生产结构,多数农户同时依靠家庭农场种植和非农务工维持生活。这有助于打破农业生产的“内卷化”,同时有助于农村经济跳出以“过密化”为特征的低水平增长陷阱,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和收入不平等加剧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典型特征。就农村贫困而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战略顺利完成之后,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但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我国的彻底解决和扶贫工作的终结。我国离高质量、高标准的脱贫还有很大差距,未来相对贫困问题会逐渐凸显,并将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从城镇化和农村贫困的关系来看,时间维度上,城镇化和农村贫困发生率呈反向变动关系;空间维度上,较高的省份城镇化率对应着较低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上述典型事实引出了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城镇化发展和农村贫困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更重要的,城镇化影响农村贫困的机制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标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对新时期减贫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就收入不平等问题而言,我国农村地区最高10%人群的收入占比由1978年的26.7%上升到2015年的38.3%,而最低50%人群的收入占比由1978年的29.7%下降到2015年的20.3%。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吗?这是本文关心的第二个问题。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效应的不平衡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对旨在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同时,这也和城镇化的减贫效应密切相关。原因在于,收入不平等是贫困的另一个侧面,而收入分配是影响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对于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有学者指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并非一定意味着社会不公。收入不平等本质上属于结果不平等,而相对于结果不平等,公众更无法接受机会不平等。代际流动性描述一个家庭中父辈和子辈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是衡量机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较低,意味着社会未能给予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均等的发展机会,这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和持久性。“盖茨比曲线”表明,地区间横向的收入不平等与纵向的代际收入传递之间存在相关性,而城镇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居高不下,这似乎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然而结论并非如此加简单,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对会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引出了本文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的结构转型和社会变革,那么城镇化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有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也和农村减贫密切相关,因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个体突破家庭背景的制约,摆脱长期贫困和打破阶层固化吗?本文主要围绕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展开分析。研究方法上,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国内外前沿经验研究文献,综合了使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城镇化影响农户收入和贫困状况的数理模型分析。立足于中国城镇化的现实背景,基于农户视角构建了城镇化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理论模型,并从经济溢出效应角度分析了城镇化影响农村贫困的潜在机制。第二,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分析。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微观家庭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从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实证检验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且影响效应不随贫困人口脱贫难度的增加而有所减弱。与核心城镇化相比,二级城镇化具有更强的农村减贫效应。为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核心指标替换等方法进行识别验证,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减少农村贫困,包括改变农户家庭就业结构、提升非农工资水平、增加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提高农村土地价格以及增加农户的有效劳动时间,但贫困的乡城转移效应并不存在。第三,城镇化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析。利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城镇化的收入增长效应对不同收入分位点农村居民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的收入增长效应对农村居民并不是平衡分布的,收入分位点较高的农村居民从城镇化进程中受益程度更高。换句话说,城镇化在普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农村贫困的同时加剧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基于“贫困—增长—不平等”三角框架以及“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思路分析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损失。得到的推论是,如果城镇化的收入增长效应是平衡分配的,那么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而且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会更加显著。第四,城镇化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应分析。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每个城市的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指标,然后从城市层面考察了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这一结论经过多个稳健性检验证明是可靠的。就重点关注的父辈收入位于第25百分位的子辈代际流动情况而言,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提高了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陷入贫困的概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增加教育支出、缓解农村贫困以及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鉴于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应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在释放城镇化经济集聚效应的同时,通过其溢出效应达到降低农村贫困、提高农户收入的目的。新时期减贫战略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到城镇化的减贫效应,并畅通其传导路径。从城镇化的模式选择来看,应充分重视二级城镇的发展。第二,予以城镇化进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足够的重视。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降低收入不平等应成为新时期减贫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第三,要更好地抓住当前有利发展的阶段,为社会成员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未来应进一步增加教育支出,特别关注较贫困地区的弱势儿童,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就业创造密切相关,这是我国城镇化的优势。未来应继续把握这一优势,努力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面。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可能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边际创新:（1）立足于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生计模式的“半工半耕”结构和农户微观视角,建立数理模型梳理了城镇化影响农村的多种理论机制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既为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2）在城市框架内研究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国内文献多从省级层面研究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未细化到城市层面。忽视省内不同城市城镇化水平发展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3）现有文献没有足够关注城镇化如何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同时对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的研究忽视了收入分配视角。而本文利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的不平衡性,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损失。（4）现有文献未直接关注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补充了现有文献。另外,本文从代际流动视角讨论了城镇化的农村减贫效应,是对收入增长视角和收入分配视角的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