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国际商事仲裁往往因具有灵活性、费用低等优点而获得争议双方的青睐,目前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国际经济贸易争端解决手段。投资者在跨国投资中,也往往利用国际商事仲裁解决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商事纠纷。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不仅具有止纷定争、明确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的作用,还可能影响到投资东道国的利益进而遭到东道国法院的拒绝承认和执行。在后种情形下,有投资者主张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作为投资被东道国间接征收而寻求“投资者—国家”投资仲裁机制的救济。那么,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投资适格性呢?本文的研究试图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在当前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各国际投资仲裁庭分别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国际投资的一部分、是原始投资的继续及符合投资条约下投资定义三个角度,认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具有投资适格性,虽然认定的依据不同,但共同的结果是扩大了“投资”的范畴。而另一些国际投资仲裁庭则是从国际商事争议的事项具有非投资性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非投资本身两个角度,拒绝承认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具有投资适格性。通过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例和投资条约的考察,发现在一些案件中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被确定为具有投资适格性,因为其本身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该裁决是关于金钱损害赔偿;其二,该裁决的本质是合同权利的结晶与具体化。并且相关投资条约规定“投资”包括金钱索赔或履行索赔这一形式,同时并非所有基于合同的金钱索赔或履行索赔都可以被涵盖在“投资”中,一些投资条约的投资定义条款明确表明“投资”的形式不包括仅从商品或服务销售商业合同中产生的对金钱的索赔,故受投资条约保护的仅限与投资有关的索赔。另外,“转换条款”可以作为辅助条件,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投资适格性提供解释性依据。东道国发展的考量主要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简称ICSID）通过判例法中总结出来的,在当下投资定义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投资”必须具备这一特征时,将其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投资适格性考量的标准并不可取。在我国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成为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大国的新角色时,我国亟需各项机制体制的协同作用,一方面需要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顺应时代需要,张开怀抱接纳国际仲裁,另一方面,需要我国从后进的学习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由于东道国只为投资条约中已规定的投资提供保护,因此投资条约中投资定义的宽泛或严格决定了东道国投资保护义务的大小。因此了解国际社会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的实践,紧跟当前“投资”定义的扩大化趋势,把握现阶段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与我国关于投资定义的国际投资法规定现状,对投资定义条款提出明确投资属性、新增投资类型及权衡东道国管制与投资保护等针对性可实施的完善建议,发挥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和投资条约对投资和投资者权益保驾护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