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上市公司以高比例无偿赠送股票的形式向全体股东来分发股利的形式我们通常简称为“高送转”,一般具体的实施方式为:向全体股东送股、转赠股。自中国股市成立以来,上市公司每年推出的“高送转”利润分配政策就持续受到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青睐和追捧。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开展以来制度框架尚不完善,相关法律细则规范化也需要时间和经验,当上市公司管理层或者大股东权利过大又缺乏法律或者内控束缚的背景下,可能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大股东或者管理者会利用制定推出“高送转”策略吸引投资者追捧,来为后续的内部人交易或者利益相关方解禁做铺垫。劲胜精密作为非常典型的大股东管理层先实行“高送转”政策再进行解禁减持的代表,在2016年1月无视上一年度巨亏的业绩仍然推出了当时震惊整个资本市场的每10股送（转赠）30股的巨量送转方案。这种送转力度在作者统计的之前所有的所有年份中是没有先例的,引发了当时的“高送转”炒作热潮。公司的股权大部分集中在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家族手中。在送转股方案推出后不久公司紧接着又推出了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计划。案例的选取上非常具有代表性。通过对本案例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通过揭示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动因有助于增进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对于上市公司制定“高送转”政策背后真正的原因的认识,理解和控制投资中的非理性行为。引导投资人正确判断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二、通过对该案例的研究能帮助监管层制定正确的监管政策,对于不同行业特质和发展阶段的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进行有的放矢的督导,在约束的同时也能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营造健康有效的资本市场参与环境。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中先介绍了劲胜精密的公司背景股权结构以及2016年初“高送转”的过程,第二再从上市公司配合内部人减持需求、配合限售股解禁套现、利用价格幻觉理论提高流动性需求、扩充股本需求这四个维度对劲胜精密制定“高送转”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第三从“高送转”政策所导致的市场效应进行验证,证明了“高送转”的预案推出和实施过程中确实会产生异常收益率,最后再从公司的送转能力进行论证,证明了劲胜精密在当时的时间点除了资本公积比较高以外,当年度基本面情况和业绩状况是不具备能推出如此巨量“高送转”政策的能力。对案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劲胜精密送转股能力方面的体现主要在于较高的股本公积,公司的经营情况和业绩增长以及估值情况完全匹配不上如此高调的“高送转”方案。2.实控人利用大股东控制权的优势在公司基本面恶化,业绩巨额亏损的情况下推出巨量“高送转”方案,原因就是因为管理层和利益相关方一方面有解禁和减持卖股票的诉求,另一方面公司自身的业绩又极差,无法从业绩方面自己谋求更高的卖出价格,最后只能利用市场对于“高送转”类公司的追捧与偏好,在股票短期被市场推高出高溢价的情况下方便自己和定增对手方的减持股份。3.“高送转”确实有推升股价的作用。无论是预案公布日,还是除权除息日。一个高送转的政策推出,可以在两个时间段分别起到拉动股价的作用。研究内容的最后,为了让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还会对2010年至2019年这十年间年报发布“高送转”预案前后6个月里有内部人减持和限售股到期解禁现象的公司进行分析统计,在板块分布规律,行业分布规律,经营状况以及估值这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相对于主板公司更热衷于使用“高送转”搭配减持解禁计划。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管理层多为民营企业家,股权多集中在实控人或者某大股东手中,权利不受约束,做大做强公司的意愿多数不高。因此实控人多会选择在上市之后及时套现退出。2.机械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这五类行业的公司更容易在“高送转”预案前后6个月内实施减持计划,这类公司行业的发展前景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压力。3.公司实控人推出“高送转”政策配合其减持的动机强弱同样也受自身实际经营状况的影响,利润越差经营状况越差,导致实控人做出该动机的概率就越大。在本文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有案例研究法,事件分析法,实证研究法。之前相关文献和材料对于“高送转”事件的研究是单独研究股利政策的动因,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高送转”引发的异常收益率与紧跟其后的利益相关方解禁和内部人减持这一特殊现象,通过案例深入挖掘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除了单纯研究本案例还对近年来减持或者限售股解禁日期附近推出过“高送转”政策的公司进行了行业规律分析,板块规律分析和基本面估值情况。有助于发现怎样的公司更倾向于推出“高送转”政策搭配减持和解禁。本文还结合了现有政策的情况对现在的“高送转”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对监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论证,在可能进行的改善空间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研究的不足在于本文的研究基于wind和csmar中现存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但是自2020年退市制度的推出,很多有遗留问题的上市公司退市加快。因此在统计分析的研究中可能会疏漏掉该部分的数据,由此对数据统计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误差和遗漏。本文在最后分别从投资人,公司管理层和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建议,达到了进一步推动净化资本市场,完善发现相应政策盲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