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用他奇特的讲故事的方法,向世人奉献了一个个或喜或悲、或灵异或真实的故事,刻画了一个个或丑或美、或痴或傻、或疯或魔、或哀或怨的文学形象。但无论其作品如何变幻,不变的是对苦难的执著描摹。莫言执着于苦难书写的缘由何在?弄清这一点是理解莫言苦难小说的第一步。促成莫言始终坚持写苦难的直接诱因,当然是与其个人的性情特点和苦难经历分不开的。敏感的性情、苦难的童年促成了莫言的多愁善感,让他对苦难的感受更加深刻,诉说的欲望也更加强烈。而个人因素与历史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于莫言的结果是让他充分意识到了苦难本身的价值,苦难是促人警醒、弃恶扬善、真正拥有灵魂的积极力量。基于此,莫言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将世间的苦难做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展示和诉说。他的笔下有疯女人、七老妈、上官鲁氏、马二妹、柳树叶等一个个饥饿屈辱的女人,她们在忍受着物质匮乏带来的肉体伤害之外,更遭受了来自落后文化伦理观念的精神折磨。他的笔下还有黑孩、大福子、小虎、罗小通等一个个被爱遗忘在角落里的孩子,在忍饥挨饿中默默忍受着被漠视的心灵伤害。他们经历的苦难和痛苦,诠释着生之艰难的无力和无奈。而因为饥饿和贫困引发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变,莫言笔下一个饽饽、一头牛都曾考验着人性的脆弱。而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很多时候因政治斗争、文化痼疾等造成的人祸更加甚于天灾,让人无法规避,无处躲藏,只能被动承受。而对种的退化问题的文学表现更是莫言对苦难文学的一大贡献。科技进步、物质丰裕、文明教化等的负面影响,不断消除着人类的优良素质,让人的生命力不断萎缩,变得越来越赢弱、怯懦。而因欲望无限膨胀引起的人性的堕落,更加速了种的退化。莫言以家族历史兴衰故事和人的异化来警示世人种的退化的危险。不仅如此,在莫言的苦难世界里,灵魂的痛苦与痛苦的灵魂才是世间最大的苦难。《金发婴儿》里的孙天球、紫荆都在外部客观世界和内部心灵世界的不断博弈中,经历着痛苦的煎熬。在《四十一炮》、《酒国》、《生死疲劳》等作品中,还有一些挣扎在欲望汪洋中而无法自拔的痛苦灵魂。莫言在描写世间的种种苦难时,是勇敢的更是真诚的,这是其特点。他敢于直面苦难、书写丑恶,他因为真诚也更加毫不留情,专揭人伤痛之处。因而他的苦难描摹更加复杂和深刻。莫言的深刻源于他永远写人、永远关注人性的文学主张；他的深刻体现在其苦难描写的悲剧意蕴里。这种悲剧意蕴既有生命本能与人类理性之间的矛盾,也有人性弱点不可克服的忧虑。但是无论苦难的力量有多么大,莫言还是对现实人生抱着肯定的态度。他坚信文学有拯救功能,因此他的苦难世界里总充满绝望而又带着希望的苦难救赎。在《民间音乐》、《黑沙滩》等作品里是用真善美对抗假恶丑,让人在苦难的黑暗中看到希望的微弱之光。而暖、上官鲁氏、蓝解放等男男女女则用他们的勇气坦然面对苦难,用他们的坚韧稀释苦难、承担苦难,诠释了一种充满韧性的苦难救赎,让读者不得不为生命的坚韧而喟叹。而像小虎、孙丙等人则以义无反顾的抗争精神,用死亡来彻底救赎苦难。在莫言这里,死亡通常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同苦难抗争的有力手段,是对生命意义和尊严的一种捍卫,具有极强的崇高意蕴。莫言的苦难描摹之所以动人心魄,首要原因是他充分利用了同化生活的能力,将切身的感受和外部经验进行了合理的移植。他反复使用童年时关于乡村的记忆,并将许多客观获得的素材经验与自己的主观感受相结合,移植到作品中,建立了他文学意义上的故乡。这种方法增强了其苦难的多样性、丰富性。他还善于用轻松诙谐的笔调书写苦难,具有很强的狂欢化风格。这无异于给黑暗的苦难世界注入了一丝阳光,也更增强了苦难的深刻性。而这种狂欢风格,源于他狂欢式的创作心态。因此他的苦难世界多弱智、残疾或具有“特异功能”的形象,也多用非常人的视角写人,黑孩、大福子、柳树根兄妹等都用自己的超能力感受或躲避着苦难。莫言还通过对食色欲望的大胆追求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司马库、孙媚娘等一系列具有狂欢精神的形象。他们往往具有非于常人的可谓轰轰烈烈而又诡异的传奇人生。他们在对食色欲望本能的真诚追求中,体现出明显的狂欢色彩,也在狂欢中寻求着苦难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