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做父亲?”——百年前鲁迅先生的呐喊与追问,在当今社会依然振聋发聩。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及“子不教,父之过”等传统父权观念的影响,“严父慈母”一直是我国传统家庭教养模式的主流,而文学、戏曲、电影、电视等艺术作品的传播也在无形中固化了这一性别规范与思维定势。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内地家庭电视的普及,电视成为全民娱乐生活的主导,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电视荧屏上集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慈父”:平等慈爱、宽厚耐心,与传统的父亲形象形成鲜明对照。慈父一方面表现为作品对角色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父亲的自我期许。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何在?又为何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慈父形象的塑造有何深意?本文以2005年前后至今的内地电视作品为分析样本,通过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揭示慈父形象的演变、类型、特点与成因。把父亲从神坛上拉下来,传递平等的亲子观,是慈父形象的发轫。这可追溯到家庭情景剧《我爱我家》（1993）,从爷爷傅明到父亲贾志国,暗喻了威严父权的式微。贾志国虽流露“慈”的意愿,但也会采取暴力手段,是慈父的“前奏”。《家有儿女》（2005）大体延续了《我爱我家》的喜剧风格,但“亦父亦友”的夏东海完全颠覆了观众对父亲的传统认知,夏东海开始与慈父划上了等号。从亲子关系拓展到家庭内的男女分工,“抚育型慈父”消解了“男外女内”的固有模式,是慈父形象的新发展,电视剧《小儿难养》（2013）与户外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2013）可为代表。与皆大欢喜的情景喜剧不同,《小儿难养》切中独生一代初为父母的痛点,观照社会现实基础上的戏剧化处理,塑造了抚育工作优于妻子的慈父江心。引自韩国的亲子节目在本土化过程中强化了反思家庭分工之意,节目制作与播出同步进行,因而受众市场反馈对于嘉宾的自我呈现和节目的内容走向具有直接影响。从虚拟的“人设”到现实真人的“角色扮演”,“亦父亦母”的慈父俨然成为为父之道。从消解“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到“虎妈猫爸”的教育模式,慈父形象越发接地气。《虎妈猫爸》《小别离》《少年派》《小欢喜》等热播的电视剧,均传递了一个信号:应试教育下的母亲正变得日益焦虑和严厉,而与此相对的是父爱的“松绑”,父亲充当了家庭亲子关系中的“和事佬”,严父的形象日趋模糊。慈父形象的凸显,是中国内地近二三十年来社会变革的观照与缩影: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妇女的解放,家庭规模小型化,独生一代夫妻平权意识下对父职参与的期待与要求等,慈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分工、家庭结构及关系的变迁。而电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观念上富有前瞻性的引导、对市场尤其是女性受众的迎合、二元对立强化戏剧冲突等,共同促成“慈父”在影像与现实中的互动。“慈父”的传播丰富了荧屏中父亲的艺术形象与审美体验,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以家庭为中心的慈父导向对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具有积极影响,而男性、父亲、夫妻关系等多元化的呈现也有助于形成更为开放、多元的社会心态,促使新的反思与调整。当然,“慈”与“严”并非截然对立,性别差异、父母角色也并非只有唯一的固定模式,对慈父认可接纳的同时,也需避免创作陷入新的思维定势与误区,为此,才能直面亲子教育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