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作为竞争性服务业,其竞争程度不仅决定了该行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也直接决定了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我国金融市场目前依然长期由国有资本主导,竞争程度不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难以为我国实体经济飞跃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体经济的开放程度相比,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还较低,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开放程度不匹配也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以期为实体经济长期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虽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开启了我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历程,但总的来说开放程度还不深,仅特许部分机构进入,且只能在少量城市试点。我国的上一次大规模开放要追溯至2001-2006年间,根据WTO的相关条款的要求,我国在不同城市分批次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但直至2017年底,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展缓慢,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仅为1.7%。与我国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相比,我国的金融行业还几乎游离于世界金融体系之外。在以上背景下,为了尽快提升我国金融业竞争环境、改善实体经济的融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扩大金融开放。相比以往的开放政策,本次开放主要采取降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壁垒、扩大外资机构的业务范围、增加合资企业中外资机构的话语权等措施,有效促进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程度。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本次开放对于我国经济的短期期望价值和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金融业开放是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金融开放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开放中直接资本的流动,即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业开放的研究却还相对缺乏。金融业开放是指降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扩大外资机构的经营范围,以及移除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外资持股限制等。这可能带来多方面的收益,包括行业结构的变化、引入新的增量资金以及带来新的管理技术等。这些变化会提升金融行业的效率,帮助资金在非金融企业中更有效的分配,最终促进非金融企业绩效的提升。本次金融业开放为我们研究金融行业开放对于非金融企业的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利用这次事件,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探究了金融业开放对于非金融企业多方面的影响。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本文基于事件分析法计算了股票市场对于本次开放的整体反应。通过事件分析法计算得到的累积超额收益和累积股票收益,探究了这是事件对于上市公司股票期望价值的变化。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于本次开放的累积超额收益和累积股票收益的均值是显著为正。由于事件分析法假设市场有效的,股票市场的变化代表了短期内企业期望价值对于本次开放的真实反应,即金融业开放对于短期内企业期望价值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第二,本文试图进一步研究金融业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期望价值变化,并且发现融资约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融业开放降低了外资银行的进入壁垒并且扩大了业务范围,这会导致银行业竞争加剧。而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会减少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期望价值。在我国,不同特征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如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更容易在国内市场获得融资,而出口企业往往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发现,金融业缓解融资约束的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小企业和出口企业更加显著;反之,对于国有企业、大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不显著。这个结果也表明,本次金融业开放不存在明显的“采摘樱桃”效应。最后我们对金融业开放影响非金融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并且发现金融业开放是通过缓解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些位于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以及有较多分析师跟踪的企业更容易从金融业开放中受益。第三,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此次金融业开放对于企业真实绩效的影响。前面内容主要研究金融业开放事件发生之时股票市场的期望价值变化,这种变化是事件发生当期的,而且是股票市场对于企业价值的预期。本部分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研究了此次开放的真实绩效影响效果。由于金融业开放对所有企业都会产生影响,难以找到合适的对照组。本文使用金融业开放对于股票市场影响作为事件发生的处理效应。本文发现,在长期金融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增长,并且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在金融业开放中的正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在长期此次开放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非金融业投资,因此金融业开放并且没有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金融化。并且金融业开放只促进了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融资约束较松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并不显著。无论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否严重,均不会促进企业的金融投资。可见融资约束确实是金融业开放作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并且最终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渠道。第四,本文还发现了国际敞口这一金融业开放影响企业价值的新颖作用渠道。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金融业开放之前,拥有国际敞口的企业由于可以通过国际敞口与国际金融市场建立渠道,因此这些企业有着较低的融资成本。而金融业开放消除了金融市场摩擦,模型假设所有企业的融资成本都会下降到无风险利率水平。那么,拥有国际敞口的公司反而从金融业开放中获利更少,因此金融业开放对于国际敞口的企业的效应是负的。进一步的,国外金融机构在分配信贷时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和大企业这些“硬信息”明显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会削弱金融业开放对国际敞口的负效应。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公司所在地的制度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发现位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公司,金融业开放的负效应也会被削弱,并且历史制度水平与现在制度有着相同的作用效果。本文同样使用股票市场数据,通过事件分析法验证了以上模型的预测结论。本次金融业开放是我国一次大规模的开放行为,本文首次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金融业开放对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且使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验证。本文的研究创新点有如下几个:第一,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首次评估了2018年金融业开放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不仅对此次开放的政策效应评估有积极意义,也对学术界研究同类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第二,丰富了宏观因素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以往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大都集中于企业视角,本文提出了金融业开放这一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宏观因素,以为国家使用宏观政策缓解微观企业的融资约束提供了借鉴;第三,是对现有金融部门如何作用于实体经济文献的补充,本文发现金融业开放是通过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利用广义差分模型研究了金融业开放对于企业绩效的长期效应,发现金融业开放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不同的作用效应。第四,本文首次探索了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国际敞口这一独特的影响渠道,发现有国际敞口的企业再金融业开放中反而表现出负效应,且这种负效应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特征和企业所在地制度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链接了宏观金融开放与微观企业的对外开放,为以后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