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市场化过程,还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过程。影响社会分层的有市场化导致的收入分配,还有体现政府再分配功能的公共品。公共品一般被认为具有扶弱救孤,抑制市场化导致的收入悬殊等作用,但本文认为,公共品常常以“公益”(public goods)和“公害”(public bads)两种面目同时出现。公共品还可能以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采用歧视待遇的方法,再分配权力和收入,形塑着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即使是教育、社会保障等常常被认为有助于弱势群体的公共品,依然更偏向于中高收入阶层,尤其是体制内管理技术阶层。本文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体的分析框架下,使用公共品—社会分层—个人选择的逻辑思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是对身份地位和福利待遇的分配和再分配,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分层的重要力量。个人除了追求经济收入外,还追求身份地位和福利待遇,因此公共品的歧视待遇还会影响个人选择,扭曲市场机制经济绩效。本文的模型揭示了公共品在社会分层和个人选择过程中的作用。人们通过教育显示能力,谋求职位,但贫困和富裕的家庭会采取不同的策略,选择为子女购买或不购买教育产品。过高的教育成本(相对成本)会导致收入分化在代际传递。当存在教育特权时,教育特权的享受者更倾向于接受教育,但如果教育特权更多针对富裕家庭,教育特权则扩大了代际收入分化。针对贫穷家庭的教育补贴会降低教育成本,缩小代际分化。当高教育程度与享受更多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相联系时,物质资源更多投入教育,富裕阶层优势“世袭”。当父母可以选择投资教育或投资实物资本时,部分物质资源会投入实物资本,“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兴起,社会不复在“世袭贵族”或“科举精英”两个均衡中僵化内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式”的进化。本文的实证部分使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分析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家庭教育决策并影响社会的代际纵向流动,结论是教育没有促进代际的社会流动,体制内身份和经济收入的优势通过对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而继承下来,中国社会纵向流动主要来源于农民工进城务工。本文还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2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的歧视性,结论是享有更多社会保障的群体主要是中高收入群体和体制内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起到“雪中送炭”作用,对同为工人的农民工缺少保障。地方政府倾向于向非流动的劳动力提供公共品,这种偏好也起着强化社会分层的作用。笔者认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缺乏社会保障一方面是因为固有的体制性歧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财政分权体制下,由地方政府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品具有溢出效应：对流动人口提供公共品会导致本地区的公共品“拥挤”并形成其它地区的消费能力。由中央政府统筹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更有效。公共品是必要的,但不应成为政府扩权和滥权的口号。本文强调公共品供给应当满足“保基本”和“保基层”这两点要求,即提供普惠的、最低限度的公共品。对西方福利国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发现,强调普惠的北欧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本轮经济危机中表现较好,没有出现严重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停滞。这是因为非普惠的福利模式更易造成不同社会群体的福利攀比,造成的“福利刚性”至今仍是福利国家的沉疴顽疾。作为再分配体制的公共品在消除市场带来的某些不平等(以扭曲市场的方式)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平等。在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负外部性过多和正外部性不足)时,也在提供着正负两种外部性。政府的角色应当从经济计划和再分配中解脱出来,在受约束的条件下,谨慎的提供公共品,体现公共品的普惠性且避免扭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