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投资行为不仅决定了自身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企却频频出现盲目上项目、偏离主业投资、过度扩张、不重视研究开发等现象。国企的这些非效率投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导致非效率投资的原因众多,其中由于产权分离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之一。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理论指出,企业所有权、经营权相分离,经理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会导致经理人做出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基于合理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是缓解代理问题的有效方法。然而,我国传统的以追求做大为导向,以会计利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不仅没有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片面追求利润和资产规模的扩大,导致非效率投资的产生为此,国资委于2010年在中央企业中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EVA)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起基于EVA的薪酬激励机制,以规范央企管理者的投资行为,提高央企投资效率。从2007年在部分中央企业中试点实施算起,至今已有6年的时间,基于EVA的激励机制是否对企业投资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验证。本文以此为契机,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对“基于EVA的薪酬机制能否缓解代理问题,并提高投资效率”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采集2010-2012年沪深两市A股已实施EVA的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首先利用EVA变化率和高管薪酬变化率计算出高管薪酬与EVA之间的敏感性。以此为基础,先考察了薪酬EVA敏感性与代理成本的负相关关系,即薪酬EVA敏感性越高,代理成本是否越低,验证基于EVA的薪酬激励能否起到缓解代理问题的作用。然后,本文利用Richardson (2006)的投资模型衡量已实施EVA绩效考核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再通过构建薪酬EVA敏感性与投资效率的回归模型,检验两者的正相关关系,验证基于EVA的薪酬激励能否提升投资效率。与以往国内文献不同,本文从实际出发,以央企实施EVA绩效考核3年以来的数据作为样品,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基于EVA的薪酬激励对央企投资效率的影响。除了对结果的验证,本文还对EVA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究,考察了基于EVA的薪酬激励对于代理问题的作用,检验其是否通过解决代理问题,从而促进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关于EVA对公司价值真实效用的长期争论提供新的理论证据。同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如EVA实施年限、实施规模等,文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