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作为一种流行范围广、危害巨大的传染病,长期流行于中国南方约十三个省市,严重威胁一亿农民的生命安全。江汉平原内部河湖众多、水系混乱,更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域。早在西汉时期,江汉平原地区便已存在携带血吸虫卵的男性。1949年后的调查数据更表明,血吸虫病在江汉平原的流行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不仅直接危害民众身体健康、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导致死亡,使得民众普遍产生迷信、麻木、冷漠等不健康的心理,而且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威胁国家安全。面对血吸虫病的巨大危害,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便开始着手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5年,伴随着血吸虫病的扩大化以及国家对它认识的逐渐加深,血吸虫病的防治任务逐渐成为全国卫生工作的重心所在,也成为政治动员的前提。在血防运动中,也逐渐形成了中央—地方—民众三层防治力量。在中央层面,首先敲定血防任务,提升血防高度。其次进行政策引领,迅速成立各级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专管血防。江汉平原地方依照中央政策及当地实际情况迅速开展血防工作,包括制定血防规划、成立血防专业机构、培养医护人员、调查钉螺及病人情况等。民众也积极参与血吸虫病防治之中,这一阶段取得了一定的血防成绩。但如何巩固血防成果、如何通过开展政治动员来解决矛盾,成为一大问题。血吸虫病防治周期长,且多与农忙时节相撞,生产任务与血防任务应该如何取舍?在这一取舍过程中,劳动力与粪水问题成为血防与生产争议的焦点。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进行了相应的政治动员,通过明确受益对象的算账、现身说法的诉苦以及灵活安排住院时间的方式,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血防成果得到有效巩固。伴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血防工作出现了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血防机构遭到撤销、血防人员缩减,导致血吸虫病卷土重来。针对这些情况,中央果断调整血防政策。在1964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会议上,中央再次强调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性,并将血防措施与生产措施相结合。江汉平原地方有力执行中央政策,不仅恢复部分血防机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背景下更将血防提升到阶级意识层面。经过这一阶段的政治动员,民众的阶级意识确立,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明显提升。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将这一进程打乱。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包括开办展览会、诉苦会、算账等使民众深刻认识血吸虫病的危害。这不仅激发了民众参与血防工作的积极性,更将血吸虫病的防治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运动和政治环境紧密相连。伴随着血防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仅实现了对血吸虫病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更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良好政治形象,得到了民众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