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翻译家苏烈（George Souliéde Morant）为中国俗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翻译并改编了《金瓶梅》、《西游记》、《好逑传》等小说,还从《聊斋志异》、《醒世恒言》、《今古奇观》和《灯草和尚传》中选译了部分短篇白话小说。尽管作为20世纪初最活跃的译者之一,苏烈却似乎与正统汉学界格格不入,不仅批评汉学大家的译作,还称“因循守旧”的汉学同行为“书房汉学家”（sinologue de cabinet）。而他也被正统汉学界视为“沙龙汉学家”（sinologue de salon）,其翻译作品常常饱受置喙。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同时代汉学家对19世纪实证主义的承袭和对俗文学的忽视,苏烈的翻译活动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白话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基于此,本文以苏烈的“选择”为关键词,对苏烈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译介做整体观照。立足于其译作、文学著作及发表文章,我们全面考察了苏烈在译介过程中选择的拟译文本、翻译策略和翻译理念,并着重探讨其文学研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在引言中,我们简要回顾了苏烈人生中传奇的三次转折,概述了其译作和著作的基本情况,指出当前译界对苏烈研究的缺失,以明确本研究的必要性,并交代了本论文的大致思路。第一章以苏烈的拟译文本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苏烈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结缘。在本章中,我们首先对苏烈一生选译的中国文学著作进行了详细的盘点,发现译者以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为主要翻译对象。其次,我们考察了译者选择白话小说作为翻译对象的原因:怀着向西方展现真正的中国文学的野心,他决心在法国引进受西方汉学家忽略和轻视,但在中国却深受大众喜爱的白话小说;与此同时,由于与法国汉学界在文学和翻译观念的显著分歧,他从此与法国正统汉学界分道扬镳,并选择以更广泛的人民大众为受众。比起古典文学,白话小说恰好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与喜好,这也更坚定了译者翻译白话小说的决心。第二章以苏烈在翻译时选择的策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译作的详细分析,我们发现苏烈在自由改编原作的同时,又表现出了极端的直译倾向。对此,我们立足于苏烈的文学著作《中国文学论集》及其相关论述,从其文学研究入手探讨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苏烈心中,中国文学是古老、自由、纯粹的,其间可见古希腊小说的影子。怀着借中国文学影响和改造西方文学的愿望,他在翻译中采用了激进的直译方法,以强调译文的异国特色;另一方面,由于苏烈认为中国小说存在冗长啰嗦、缺乏逻辑性等缺点,因此在翻译时大量删减重复段落、重新划分章节。与此同时,为了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形象,他在译作中也尽可能地删减色情段落,以突出中国文学的纯洁性。在本章中,我们以苏烈最负盛名的两本白话小说译本《金莲》和《月光下的微风》为例展开探讨。第三章着眼于苏烈的翻译观。面对其他汉学家对其翻译的指责,苏烈首先指出,翻译是最困难的一项工作,这种困难不仅归因于中西方文字的不同,也源于中西方思想的极大差异;其次,他区分了何为“正确的翻译”和“虚假的翻译”。在他看来,正统汉学家们普遍追求的“客观准确”的翻译只是“虚假的翻译”,“真正的翻译”不应追求表面的准确,而应让读者获得如同阅读原作一般的感受。最后,对于其他译者对其译作的“挑刺”,他提出“与其摧毁,不如一同建设”,共同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事业中。总之,作为非学术派的译者,苏烈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研究对进一步深化翻译家研究具有一定价值,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