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历来强调礼尚往来。办酒行为是农村社会中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的表达方式与情感纽带,对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受畸形的攀比心理和盲从心理的消极影响,我国农村滥办酒席之风越演越烈,沉重的礼金负担给村民带来了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并成目前为我国乡村治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甚至严重阻碍了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这一社会事实,滥办酒席的动因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后果,基层政府应该如何治理滥办酒席行为以及治理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为理论框架,选取定量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和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法进行数据收集,同时结合对官方数据的统计与整理,对J镇滥办酒席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J镇近五年滥办酒席之风越演越烈,给村民生活带来沉重压力。为进一步了解J镇滥办酒席事宜的内在逻辑,本文采取典型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J镇政府治理滥办酒席的典型特征为“文件治理”;其次,J镇虽然在治理滥办酒席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映射出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执行过程中村民有对抗心理、办酒方式隐匿化、政府治理不均衡以及政策执行不到位。治理困境生成机理为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治理方式、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办酒行为、传统文化的制约、面子情结的驱动;最后,笔者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以协同治理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为基础,对应政府、自治组织、企业和村民等主体分别提出对策建议,具体包括建立引导型政府模式、激活乡村自治组织力量、调动乡镇企业参与治理的主观能动性、构建“村两委+N”的协同治理模式。本研究综合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与地方治理理论两种理论相结合来探讨遏制农村滥办酒席问题,不仅克服了压力型政府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单一的治理困境又能够弥补多主体治理各自为政的分散性,协同发挥各主体的联动作用,提升治理效能。同时,本研究既有助于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又有利于为基层政府治理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借鉴,还对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