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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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专门机关,同时也是人民利益的忠诚维护者,其在司法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和选择司法裁判的规则,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之一,我国的法院在选择纠纷解决的规则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制定法,制定法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等优势,法院首先选择以国家制定法作为纠纷解决的规则这本身并无可非议,但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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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专门机关,同时也是人民利益的忠诚维护者,其在司法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和选择司法裁判的规则,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之一,我国的法院在选择纠纷解决的规则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制定法,制定法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等优势,法院首先选择以国家制定法作为纠纷解决的规则这本身并无可非议,但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制定法难以解决社会中新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而蕴含着风俗和情理的民事习惯便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性选择。民事习惯作为特定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规范,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同时其也会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而逐渐调整其规范的内容,因此其也具有演进性和发展性的特性,民事习惯所具有的上述优势使其可以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市民社会,同时也可以作为国家制定法的有效补充。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法官主动选择依靠民事习惯解决社会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然而从部分案例所反映出的相关问题来看,民事习惯在我国司法运用中存在随意性的弊端,甚至存在民事习惯被滥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所以本文主要围绕民事习惯在我国的司法运用展开,通过对民事习惯在我国司法运用中的现状考察,找出其在我国司法运用中存在的困境,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现状考察及价值分析展开。针对于现状考察,笔者是以民事习惯司法运用方式的变化作为考察的切入点。民事习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方式变化以《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其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主要被用于佐证涉案证据的真伪、支撑法官的论证说理、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以及补强证人证言等;在此之后,民事习惯作为正式法源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适用。也正是由于民事习惯司法运用方式的丰富多样,所以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具体包括方法论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二部分围绕民事习惯在我国司法运用中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展开。笔者通过仔细分析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总结出民事习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四点困境:裁判尺度不统一、裁判结果差异大;性质的认知不统一、“良俗”“恶俗”难以区分;范围难以进行清晰地界定;司法论证不清晰、适用过程隐晦。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习惯本身的固有局限性,其二是我国缺乏有效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收集机制,以及民事习惯司法识别机制。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完善建议。通过分析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笔者提出的建议主要包括加强对民事习惯的调查和收集、构建有效的民事习惯司法识别机制、加强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案例指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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