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纠纷的核心法律问题一个是许可费率的确定,另一个就是禁令的适用。目前,理论界已摒弃“停止侵权当然论”;实务中对“SEP漠视许可制度”也持否定态度;司法政策则主张加大知识产权司法救济力度。因此,我国SEP永久禁令救济制度的建立已有一定基础。其中,SEP永久禁令司法适用的具体情形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首先阐述了 SEP禁令的特殊性:SEP与普通专利相比,核心特征是成为了技术标准的一部分,因此兼具技术标准公益性与其本身的专利私权属性,其授权许可过程会面临因此引发的冲突;关于禁令与停止侵权的关系,本文认为责令停止侵权就是禁令制度的本土化表达;SEP永久禁令司法适用的条件设置应力求平衡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方的利益,同时兼顾公共利益。其次,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国、欧盟的最新规则、案例以及司法政策分别进行了介绍:我国现行规定存在上位法缺失、仅有司法解释规定的客观立法现状,且难以提供有效指引,司法政策鼓励建立针对知识产权特性的司法适用标准,司法裁判的裁判思路不一,但普遍支持了 SEP权利人的禁令申请;美国法至今沿袭eBay案中确立的“四要素检验法”,禁令的颁布非常罕见,合同法视角和FRAND制度的运用是美国SEP禁令司法适用的特色所在,最新的司法政策要求重视SEP禁令对竞争的激励作用;欧盟法强调谨慎规制,对于禁令救济的适用规则主张沿袭“华为诉中兴”案的做法,并强调个案分析和比例评估,以及考虑禁令可能产生的外部效应,且从反垄断法角度解读FRAND制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FRAND限制和信息披露的看法,认为FRAND承诺的性质不明以及内容的不确定性均不妨碍其在禁令适用中的作用;我国应效仿欧盟建立SEP信息披露公示制度,并对我国特色的强制性标准苛加信息披露义务。最后,本文得出了初步结论:认为当前首要工作是弥补法律规则的缺失,在规则设置上应注意借鉴欧美的优秀制度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