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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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综观各地改革实践,不难发现,协同治理已成为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的一种价值取向与选择。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之间“协同惰性”问题常常存在,具体表现为:协同意愿不足、协同过程碎片化、协同关系表面化、协同效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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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综观各地改革实践,不难发现,协同治理已成为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的一种价值取向与选择。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之间“协同惰性”问题常常存在,具体表现为:协同意愿不足、协同过程碎片化、协同关系表面化、协同效果短期化等。其原因在于压力型体制下协同关系难以建立、基于理性主义逻辑的目标共识难以达成、党建工作存在短板协同领导地位弱化、法律建设滞后致使主体权责不明、平等对话的协商机制尚未建立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可以说,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惰性”使城市基层治理呈现出破碎化倾向,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进程与成效。因此,本研究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并结合中国语境对其适用性进行了思考,认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一核多元”治理模式。本文选取武汉市武昌区“民呼我应”改革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以解决民生诉求为目标,突出社会、公民主体地位,跳出了政府本位视角,在协调政府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关系、打造协同高效的行政系统的同时,更加注重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推动政社良性互动,从而向“社会治理共同体”转变,这为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与选择。最后,提出了化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协同惰性”的对策建议:一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三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打造协同高效的行政共同体;四是加强社区建设,提高社区自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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