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杰出代表,被称为世界三大古典名剧之一。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西厢记》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和喜爱。目前,《西厢记》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如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等。其中,我国著名翻译家熊式一的英译本以及翻译家许渊冲的英译本广受好评。因此,本文以许渊冲和熊式一的英译本为分析对象,研究译者在翻译《西厢记》的过程中受到的历史文化因素,试图从改写理论角度来探究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者对译本改写造成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多元系统以及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写理论。改写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三点:首先是系统观,勒菲弗尔认为文学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二者互相影响;而翻译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其次是对改写的定义,他认为改写是对文本的重新阐释,其中包括各种文学形式如翻译、评论、缩写等;最后一点也是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核心观点,改写这种行为在社会文化背景中,会不可避免地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的影响,作为一种改写形式的翻译也是如此。本文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这两个中译本所处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特点、译者的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以及两个译本背后的赞助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两个译本都翻译于中国两大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因此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都有不同的影响。而在诗学方面,差异则体现在翻译思想和翻译原则的不同。同时,本文从微观角度着手,对两个译本在语音、字词、句段以及文化意象层面上的不同处理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下,社会意识和诗学观念对翻译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比研究,本文发现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翻译《西厢记》的确有很大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译者会受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操控,对同一文本进行不同的改写。熊式一在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反帝反封建主义、人文主义等的影响,同时受到翟理士的启蒙,对《西厢记》采用了忠实翻译的原则。而许渊冲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受到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影响,用自己的“三美”原则翻译了《西厢记》。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应将其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而作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当储备充足的文化背景知识,应用正确的翻译方法译出优秀的适应时代背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