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历来为士大夫之渊薮,更是北宋的学术和文化中心。本文以南渡时期籍贯为洛阳的士大夫为研究对象,考察南渡前后,洛阳士大夫的群像和群体境遇,以及洛阳文化在洛阳士大夫身上的传承与嬗变,进而探讨洛阳地位在两宋之际的变迁。论文分为上下编,上编以陈与义(1090-1138)为中心,探究他的洛阳诗词和与洛阳士大夫的交游。第一章首先通过简斋诗词中不同时期“客”出现的频率,和对“故园”、“洛阳”、“中原”等怀乡色彩浓郁的字词的统计,探析简斋羁旅之悲、亡国之痛和故土之殇等复杂的情怀。其二,我们着重对陈与义八首居洛诗词和二十七首涉洛诗词进行探讨,深入分析其内容和思想感情。其三,对于其诗歌中出现的不可回避的“龙门”和“洛阳花”的意象,笔者认为前者是简斋思乡情怀与崇佛心理的交织,后者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多地融入了中原沦陷的亡国之恨和对恢复中原的渴盼,而且“洛阳花”也不限于“牡丹”,事实上“梅花”、“李花”亦活跃于简斋的字里行间。第二章考察以简斋为中心的洛阳士人关系网,对简斋与席益(1089-1139)、富直柔(1084-1156)、邢子友的交游进行了个体聚焦,同时对他们系出名门、南渡后互相提携但并非政治盟友的群像予以述评。下编第三章点线结合,选取了朱敦儒(1081-1159)、李处权(约1080-1155)、尹焞(1061-1132)展开进一步的个体研究,同时对洛阳士大夫与官场中坚人物赵鼎(1085-1147)、张浚(1097—1164)、秦桧(1090—1155)的关系加以分析,以期发掘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和战倾向。第四章由线及面,对整个洛阳士大夫群体在南渡时期的处境予以关注,从他们的翰墨绘事、生活处境、仕途境遇、诗歌意象四个方面考察他们的群体人生境遇。笔者认为,他们遍及江、浙、闽、湘、鄂、赣、岭南的逃亡路线,主观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他们大多擅翰墨绘事,这是时代的导向,亦是洛阳钟灵毓秀的体现；他们的生活处境与仕途境遇大多困厄不如意,既是两宋之际黑暗政局的投影,又与他们洛阳籍的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他们频繁援引“张翰”、“马少游”之典,不仅源于浓浓的乡愁和归乡之不可得,亦是两宋之际士大夫转向内在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洛阳的前世今生、洛阳士大夫的命运走势两方面对洛阳及洛阳士大夫在南渡前后的地位变迁进行分析,进而对洛阳没落的原因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