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年来对于职业使命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学者们除了在探究职业使命感的理论内涵以及维度的同时，也将研究视角集中于职业使命感的结果效应上，并且将研究的重点向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继续探究职业使命感的积极效应及内在机制原理；二是探究职业使命感的黑暗面(Dark Side)(谢宝国，2016)。在此基础之上，工作狂热作为职业使命感的消极结果之一，逐渐进入研究职业使命感领域学者的视角当中。
　　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组织中的个体需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保证自己不被加速发展的社会所抛弃。有些个体是因为社会压力、工作压力或是个人家庭压力而不得不在工作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但有些个体却是因为主观或内在的强烈情感引导(Berg，2010)。例如在自身职业使命感的驱使之下，狂热的痴迷于工作，将个人时间和工作时间难以分割，愿意牺牲自我休闲、家庭和社交等时间，在工作中追寻其人生的使命意义(Madden，Bailey&Kerr， 2015)。在今年有关新冠状肺炎救治过程中，大量一线医护人员和身后科研人员长时间、高强度的奋战在工作岗位之上，可能正是由于职业使命感中亲社会、意义感所引导。不否认一般在工作中投入时间和精力可以提升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有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组织的绩效提升。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无法从心理和生理层面与工作脱离、过分专注于工作，会对个体的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Clinton，Conway&Sturges，2017)。现实社会中因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引发的“亚健康”、“过劳”乃至“猝死”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原因是否与工作狂热密切相关？也有研究发现，工作狂热会降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以及增加离职率(Clark，Michel&Baltes，2016)。有关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多是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职业使命感会导致工作狂热(Bunderson，2009；DuIIy，2015；Hirschi，2016)，二是工作狂热会导致哪些影响结果(Scott，1997：1g，2007；Yaniv，2011)，也就是仅认识到高职业使命感的员工会更容易产生工作狂热这种行为，而工作狂热又会影响个人健康、人际关系、组织等一系列结果。但是对于如何调节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的影响关系，却鲜有深入探究。为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在组织环境中，哪些因素可能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WCT理论(Work as Calling Theory)和人格特质理论，探究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的影响关系，并选择大五人格作为调节变量，探究人格特质(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与开放性)作为职业使命感对工作狂热影响的边界作用机制。本文研究首先通过对职业使命感、工作狂热、大五人格三个变量进行详细的文献阅读梳理，明确其相关支撑理论、构念及测量工具；再选取适当的理论支撑构建本论文的框架模型；最后进行实证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处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主要采用线上问卷形式，共收集到275份有效问卷。在对收回的数据进行简单汇总处理后，采用SPSS和Amos等分析软件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最终根据实证数据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职业使命感对工作狂热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职业使命感越高的个体，越会容易导致工作狂热这种行为的产生；第二，外倾性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第三，宜人性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尽责性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五，神经质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六，开放性在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本文利用新的样本数据再次验证了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狂热间的关系，并且证实了该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为今后研究相关领域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希望可以帮助组织管理者正确看待和处理员工工作狂热的行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