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3日，中国铁通集团公司并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随着铁通并入移动，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拉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移动是我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用户总数接近4亿。中国铁通市场份额很小，但拥有固话运营牌照。其他三大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享南北固话市场，中国联通同时拥有CDMA、GSM两张移动网络。中国此次电信重组，中国联通剥离CDMA网给中国电信，GSM网与中国网通合并，加上新的中国移动，形成三个全业务的新集团。　　此次重组，是继1999年首次中国电信拆分重组、2002年按地域南北成立新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之后，我国电信行业的又一次重大改革。目前我国有9亿多电话用户，对于如此庞大的电信消费市场来说，构建良性竞争的市场格局，不仅有利于形成健康发展的产业链，更有利于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此次电信企业重组也表明我国对于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正进一步加大，今后这些领域将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　　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政策方面，随着3G政策的日渐明朗和WTO规定最后期限的到来，境外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中国电信市场的脚步也越来越近。这些政策面的变化为中国铁通增添了很多“不明朗”，同时也为给中国铁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在技术方面，近二十年来，通信技术高速发展，为中国铁通实现转型、开辟新的价值创造领域提供有利条件。　　市场竞争方面，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替代效应已愈加明显，固定电话用户呈现负增长;电信市场竞争激烈，资费水平不断下降;再加上物价上涨以及利率上调等一系列外部不利因素，铁通公司面临巨大生存压力。铁通公司经营形势非常严峻，受到主客观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收入的缺口却越来越难以弥补，除铁路专网收入能够保持增长以外，社会电信市场收入持续大幅下滑，财务状况恶化。　　铁通公司的发展历史方面，中国铁通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资金匮乏的窘境。2000年从铁道部分离出来后，需要大规模的进行网络建设和设备投资，但由于从铁道部分离出来的资产基本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很少，网络建设及设备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截至目前，中国铁通除了发行两期共30亿元的企业债券外，并无其他融资方式。融资渠道的单一以及融资成本过高，再加上市场竞争的恶化、企业人员的冗余，使得公司的财务状况呈现三低一高的状况，即资产收入率低、收入利润率低、劳动生产率低、资产负债率高，极大的限制了中国铁通的发展。　　对于中国移动而言，铁通公司的并入无论从网络方面、技术方面还是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补充发展其固定电话业务的权限，有效帮助其进行全业务经营，在电信市场中占有更强的竞争优势。由此可见，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的必然性。在一定条件下的“以强扶弱”、“强弱结合”这种重组形式有其针对性和可行性，有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和综合发展。　　铁通公司并入移动公司这一并购行为，从效率理论下衍生的三个协同效应理论分析，分别是经营协同理论、管理协同理论、财务协同理论。通过对这些协同理论分析研究，在结合移动铁通公司并购案的基础上，分析铁通经营劣势及财务危机，总结移动铁通并购后对并购双方产生的积极的协同效应，说明并购案将带给经营困境中的企业一线生机。　　研究并购行为对双方产生的经营、管理、财务方面积极的协同效应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营协同方面主要是移动分为三阶段整合铁通:第一阶段为业务融合——探索合作，以代理方式充分利用铁通渠道推广移动业务;第二阶段为产品融合——深度合作，将铁通业务逐步并入中移动，并利用铁通直销渠道和社区渠道，拓展家庭和集团市场;第三阶段为网络融合——全面合作，双方协同构建基于移动固网的融合渠道。　　根据管理协同效应理论，结合移动铁通并购案例，与其相关的协同主要是企业管理机构整合和文化融合。管理机构整合主要体现在财务管理模式的趋同方面，从2000年开始，中国移动积极探索财务管理模式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财务集中管理要求，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管理创新措施。铁通公司在并购后及时改变财务管理模式实行了财务集中管理模式。在文化融合方面，铁通公司提出了“四个融合”，向移动公司的企业文化趋同。　　财务协同效应，以移动铁通公司并购案并购成功后银行提高对铁通公司的负债能力评价，使得铁通公司外部融资减少了障碍，企业的外部形象也得到了改善。并购行为还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代理成本。例如，铁通并入移动公司后，电路资源使用形成优势互补，节约了双方租用电路的成本，降低了固定成本投入。　　通过分别对比移动公司和铁通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融合方案和趋同方向，提高了对移动铁通并购案的认识，为铁通公司在新形势下如何适应新情况、抓住新机遇、加快发展提供思路和管理建议，对铁通公司面临的人员整合、文化融合、业务融合等企业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议。　　同时，在研究移动铁通并购案对铁通公司产生的协同效应时，由于铁通并入移动时间尚短，融合的具体部署措施尚在运作过程中，因此仪依据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对并购带给铁通的影响暂不能做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并且未能全面的分析出并购带来的消极的协同效应体现。在分析并购案对移动公司产生的协同效应时，由于获取最新数据的渠道限制，未能全面体现并购案对移动公司的协同效应。　　对于分析移动铁通公司并购案不仅要看到对双方产生的积极影响，而且要看到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从并购中提炼出对企业的发展有利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