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3开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应该加强监管,而不应该侧重于管制这个理念后,政府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关注重点也不再如往常一般,只看事后结果,而是开始着重关注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事前和事中,政府也将相关的权限自证监会取出,下放给交易所,让交易所本身成为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主要部门。而问询函监管体系的出台,则是政府这一系列理念转变的表现形式。公司业绩作为公司建立和生存最为关心也最为上心的问题,也是企业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方面。政府监管机构在这些年来大量使用问询函制度去问询企业业绩的真实性。这一变动加大了企业粉饰短期业绩的难度,这些方面的变动也同步表达了监管部门的一个观点,即上市公司想要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和提高市场占有率,只能是通过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大对公司研发和创新的投入,以此保证公司的业绩。目前已有的关于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大多是从股权激励计划的角度,或者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角度来进行展开,却很少有从交易所年报问询监管机制的视角出发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研究。而本文不仅探究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监管的动机,还深入分析了其监管机制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从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两个角度出发,财务信息以公司自身财务为主,市场反应为辅进行分析;非财务信息以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公司对此作出的各种回应,例如持续经营能力改善措施、内部控制方面改善措施、公司高管人员变动和公司一些相关的临时报告公告,另外配合公司在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这几年里主营业务产量和销量数据变动一起综合分析。其次,过去对问询函监管的研究中,学者们更侧重于对业绩预告质量和分析师预测质量影响等短期的变化,而本文的研究比起短期变化,更关注公司业绩质量在问询函监管制度下长期的变化,而笔者也认为,这种研究更加符合监管变化的真实理念。通过梳理有关问询函和公司业绩的文献,本文基于政府管制理论、公共利益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监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深交所连续四年对中银绒业实施年报问询函监管措施案例的分析,加上过往文献的整理分析所得,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根据公司在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前后的市场反应,基于公司事件日前后股价相关数据例如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变动趋势来看,可以得出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公司短期时间内的业绩会起到负面影响;第二,纵观宁夏中银绒业历年的财务数据指标,基于发展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三个角度出发去分析,2013-2014年还基本保持正常,但从2015年开始基本都处于下降,其中发展能力和运营能力在2018年达到历史低谷,盈利能力在2019年达到历史低谷。但以2019年底为界限,三者指标数据都有明显地回暖,并且在2020和2021年这两年也是持续好转。这证明了2018-2021年连续四年交易所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同步说明了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措施的有效性,说明从长期时间里来看,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监管对被问询公司的公司业绩能起到正向的影响;第三,从2018-2021年连续四年公司的相关非财务信息,例如持续经营能力具体改善措施、内部控制方面具体改善措施、公司被问询期间高管人员变动、公司被问询期间相关临时报告公告和公司被问询期间主营业务产量和销量数据变动去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公司在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之后,明显更加积极地去改善公司内部控制,积极寻求各种方式,例如改变公司战略、寻求新的精英路线、投资新的盈利领域、较为频繁地更换公司高管人员等来改善公司自身窘境,而这些都从主营业务产量和销量数据能看出公司收到了一定的成果,由此说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不仅对公司业绩能起到正向的影响,还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并根据结论,站在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双视角,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虽然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市场混乱现象积极实施了相关监管措施,并且这种现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于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许多被人诟病的地方,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力度。第二,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之后,根据交易所在年报问询函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复,在回复的过程则是对公司的相关问题进行修正的过程,该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改善公司经营模式,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所以基于上市公司自身发展的角度,上市公司应积极配合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监管工作。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在当前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