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社区矫正的法律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对于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别规定也在《社区矫正法》中通过独立一章予以强调。虽然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群体特殊性的关注不断提高,实践中也为减少和预防少年犯罪做出巨大贡献,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学术界对于放宽未成年矫正对象范围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对于管理方式和矫治手段上存在的法律规定笼统和实践中专业化不足等问题也不断提出改进建议。除此之外,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工作队伍专业性有待加强,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以及社区环境不能满足矫正需求等配套机制方面的问题。这一系列制度困境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未成年人的矫正理论存在着国家亲权干预不足、儿童利益保护不力,以及惩罚色彩浓厚、教育意识淡薄的问题。想要补足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成年人矫正方面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与更正,明确“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论基础地位。在基础理论指引下,再探讨如何通过实践对制度进行补足。由于《社区矫正法》实施不足两年,频繁的立法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所以实践补足方式是当前的最优选择,待到日后时机成熟再通过修改立法对制度加以完善。首先,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范围问题,可以通过区分正式对象与兼顾对象的方式来实质扩大,利用社区矫正资源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和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开展教育帮扶。公安和检察机关并非专业的矫治主体,在保证核心监管职责不被转移的基础上,由社区矫正机构来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相关社会因素开展全面调查,将部分专业性过高的矫治工作转移给矫正辅助机构承担,利用社区矫正信息系统协助监督管理,在提升矫治效果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公安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其次,对于管理方式和矫正措施没有考虑罪错未成年人特点的问题,可以通过落实分类管理与个案矫正相融合的矫正体系加以补足。从矫正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入手,明确社会调查以及整合评估两部分的具体内容,准确判断未成年对象的危险程度和矫正需求,并以此作为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手段和矫正项目的重要依据。此外,在考量未成年人特点的基础上,还要根据恢复性司法理念和社会控制理论,打造由轻到重、由宽到严的梯形管理项目体系和内容丰富、具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项目体系。最后,对于配套机制尚未健全的问题,可以从加强工作队伍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以及完善矫正语境下的现代社区培育三个方面改进,为最终的矫正效果提供确凿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