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发展正走向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之路。为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稳定,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以创新为驱动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绿色发展。在此背景下,面对日趋严重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我国目前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力的同步增长,即在不破坏自然平衡的前提下,实现绿色产能的最大化。在此背景下,探究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前沿意义。本研究是基于创新集群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首先,创新集群理论认为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入过程加速了区域内创新集群的形成,而在集群内部往往优质资源较为集中,产业链具有多样性,各主体之间可以进行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重点关注贸易投资、劳动流动及研发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溢出现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拓展了创新集群理论的适用范围。再者,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革命,而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创新要素,毫无疑问对于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从空间角度切入,重点论述了知识在空间范围内的溢出效应对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不同技术创新方式发挥的中介效应,为区域内技术创新的绿色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计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省际知识溢出、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梳理:通过面板熵值法和非导向的SBM-GML函数分别构建了省际知识溢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体系,讨论了二者之间的整体影响及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省际知识溢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规律进行相应分析。此外,本研究还将全样本分为东、中、西分为三大子样本,探究了省际知识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本研究得到以下研究结果:（1）基于贸易投资、人才流动和产学研合作构建的知识存量指标体系显示我国的知识存量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其分布特征具有空间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特征。东部地区较高的知识存量水平得益于其区域内部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创新集群,该地区通过创新集群形成资源集聚效应,从而扩充了该地区的知识体量;而中西部地区受限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地理位置,难以发挥集群效应对于资源的吸引作用。（2）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五个维度构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显示,时间维度上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升的态势;从空间维度上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东、中、西部依次递减,且通过将ML指数分解后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所驱动,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呈现此特点。（3）关于省际知识空间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影响,回归模型测算出省际知识空间溢出显著拉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二者分别与传统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形成了完整的传导路径其中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作用更强。（4）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通过本地知识存量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实现发展的,并未支持省际知识空间溢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假设,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知识存量较高,与其它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存量差距,故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此外,相比于传统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强,这说明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技术创新正逐步取代传统技术创新,成为该地区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对中部地区来说,该地区的知识空间溢出虽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传统技术创新及绿色技术创新仍体现了部分中介效应。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区过于依赖知识溢出效应而放松了环境规制,进而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西部地区而言,知识溢出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和传统技术创新,但受限于自身吸收能力,无法实现知识的本地化,故无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传统技术创新的方式带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以往多数文献在衡量知识空间溢出效应时,多使用知识生产函数、引力模型或者单一维度指标进行测度。本研究认为通过面板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测度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更为客观地评价知识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2）以往大多数文献多以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象,但是知识空间溢出、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未明确。因而本研究根据创新目的的不同,将技术创新分为传统技术创新与绿色技术创新,分别探讨了不同创新方式下知识溢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1）知识空间溢出渠道具有多样性,仅从贸易投资、产学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方面进行刻画尚不全面。（2）从数据可获得性角度来看,现有指标的选取过于单一,有待融入更为全面的指标进行综合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