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生活的清代晚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魏源迫切想找到有效的思想资源,用来改变社会现状,挽救社会危机。魏源对《老子》的解读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目的下进行的。他将《老子》与佛家、庄子等对现实政治持冷淡态度的“虚无之学”、“方旷之学”区别开来,论证《老子》是能够拯救社会混乱的“救世之书”。解读《老子》的过程中,魏源在试图汇通儒家的仁、义、礼与《老子》的慈、俭、谦、退的同时,也在反思《老子》在实际运用中的缺陷。魏源认为老子的“道”乃“真常不弊”的太古之“道”。万事万物都是从“道”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所以“道”是世界的母体,对世界具有主宰作用。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道”而产生,所以太古之“道”也内在与每一个事物之中。魏源用“无名之朴”指代“道”,当“朴”下降为“器”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礼、乐、政、刑”等具体的治国方略。与此同时,《老子》中的形而上之“道”也就变成了魏源所期望获得的能够“矫末世之弊”的治国方针。魏源认为,“侯王”如果能够“守朴”就能驾御万事万物,从而达到无为而治,使天下安平泰的政治效果。但是,“侯王”若想认识太古之“道”并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就要先从个人心性修养方面做到“无欲”。“无欲”要求统治者,从个人修养方面返观内照,涤除私心杂念;从治国理政方面止息社会上的争名夺利现象,营造民风淳朴的社会氛围。魏源用“道”的“体”“用”两方面,分别指个人内在的修身之“道”和治理天下国家的为政之“道”。在以“道”治理天下国家时统治者要使用“器”,但是“侯王”绝不可把持“器”,尤其是治理天下国家的“神器”。魏源认为,“神器”就是指“天命”和“人心”。所以在治理社会时,统治者应该“奉天听命”施行温和的政治措施,而不应“代天专权”以自己的意志取代百姓的意愿。并且,就统治者和百姓的本质来看,“侯王”并非天生就比普通百姓高贵,“侯王”与百姓的区别只在于“侯王”是得“道”之人能够持守正道。而统治者之所以能获得高贵的社会地位,是因为获得了百姓的普遍认可。因此,统治者不应以高贵自居,而应放下姿态去体会人间疾苦。魏源“高与下一也,贵与贱一也”的平等思想,是老子的辨证思想与儒家仁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魏源援儒入老的解老方式。在《老子本义》中,魏源引入了“气”的概念。魏源用“血气”解释人天然的“争心”和欲望,用“心使气”解释人们各种欲念的发作机制。他主张,在个人修养上要“专气”“贵柔”,使柔弱的“冲和之气”充满人的内心,从而使人达到与自身本然之性相泯合的状态。此外,魏源还用“气运”“气化递嬗”来解释社会历史变迁的原因和内在规律。他认为,“自生自息而气运日趋于文”,如果没有“侯王”的治理社会发展将江河日下,从而无法再恢复到本然的“太古之世”。所以,魏源主张“以质止文”使社会重返“无名之朴”。其后,魏源受公羊学的影响,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他将社会历史分成了“太古”、“中古”和“末世”三个时期,并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无名”的具体措施应随社会现状而有所不同。总之,魏源的《老子本义》既吸收了老子的“无为”、“贵柔”和庄子的“无欲”思想等思想,也体现了儒家的社会担当意识和仁政主张。受宋儒的影响魏源在理解《老子》的“无为”思想时,着重强调了个人心性修养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此外,由于受公羊学的影响,魏源思考的重点在后期逐步转向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更加强调《老子》的“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在研究《老子本义》时,应注重其内容的前后转变,着重把握魏源思想的变化过程。从《老子本义》的文本内容来看,《老子本义》对于研究魏源思想的前后变化和分期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魏源对《老子》的研究丰富了老学的内容,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反映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变对老学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