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下文简称TPU）持续攀升。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动荡不定,前景扑朔迷离。在此背景下,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进程受阻,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屡屡受挫,并未在稳定国际贸易环境中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而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则日益凸显,方兴未艾。尤其面对当前新冠疫情的无情肆虐与蔓延,国际贸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而中国与东盟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努力将疫情对双边贸易的破坏力降至最低。2020年东盟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谱写了疫情阻击战中东盟与中国守望相助的新篇章。因此,在中国当前聚焦“扩大内需”“积极扩大进口”等战略新形势下,本文选择具有显著代表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为切入点,旨在考察CAFTA视角下TPU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本文将2003年7月正式实施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作为政策冲击,基于2001-2013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TPU下降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这一进口促进作用可以通过竞争激励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三条渠道进行传导。同时,TPU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TPU下降对民营企业的进口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贸易方式来看,相较于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对TPU下降更为敏感;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TPU下降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进口增长贡献最大,技术密集型行业次之,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其影响则并不显著;从所处地区来看,TPU下降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中西部企业的影响程度更深。在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性及稳健性检验后,本文所得结论依然保持稳健。针对上述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企业应以高层次进口战略加速进口产品国产化,在技术、产品和贸易模式上强化创新,内外并举缓解融资约束,多方位完善风险监管机制;政府应坚持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营造稳定的贸易政策环境,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展开精准帮扶,助力加工贸易突破“困境”,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的关注度并适当干预。本文通过对《框架协议》签署的实际效果进行检验,有助于厘清RTA视角下TPU影响中国企业进口的普遍规律,对企业和政府应如何应对外部TPU、规避贸易摩擦风险提供了参考依据,对于加速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