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你”关系问题是诠释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诠释学史上曾依据对“你”的态度的不同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我-你”关系:第一种是实证主义模式下的“我-你”关系,第二种是历史意识下的“我-你”关系,第三种是伽达默尔所提出的效果历史意识下的“我-你”关系,这三种“我-你”关系实质上反映了诠释学不同流派的本质差异。实证主义下的“我-你”关系和历史意识下的“我-你”关系本质上都受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分模式的支配,最终要么走向客观主义,要么走向主观主义。本文旨在通过对伽达默尔“我-你”关系的分析,来探讨伽达默尔在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方面的有益尝试。一方面,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现象学的立场出发,认为诠释学的对象是不同于实证主义所讲的独立的客体,而是一个被建构的主体,“我-你”之间的关系并非“主体-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主体”的关系。针对诠释主体问题,伽达默尔并没有停留在胡塞尔层面,而是转向了海德格尔,使理解成为了主体“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最终克服了客观主义对主体性的消解,保障了理解中主体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对诠释主体地位的凸显并不等同于主观主义,我们应该看到伽达默尔对主体诠释任意性的限制。具体来讲,伽达默尔将主体“我”限制在了传统、道德知识和对话逻辑中。首先,“我-你”关系的发生是在传统之中的,这使得前见不再是个人任意的主观前见,而是受传统制约的“我们”的前见;其次,“我-你”关系发生的结果是道德知识,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实践和应用意味,解释的有效性受到具体境遇的制约;最后,“我-你”关系的对话问答逻辑,要求我们尊重文本提问问题的直接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主体解释的任意性。但在贝蒂和赫施看来,伽达默尔对限制主体任意性所做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认为伽达默尔所倡导的意义的理解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本文认为,贝蒂和赫施的这一主观主义诘难本质上忽视了伽达默尔“我-你”关系的在先性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立场。伽达默尔的主体“我”不再是笛卡尔“我思”式的个人主体,而是在对话中共同构建的“我们”。作为个人主体的“我”和作为对象主体的“你”都是在“我-你”对话关系形成时,才作为意识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伽达默尔不仅没有陷入主观主义的桎梏之中,反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主客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