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译者群体,对其翻译活动的研究一直以来都相对薄弱。尤其是晚清来华传教士,在19世纪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鉴于其与殖民主义的“暧昧”关系,以及身份定位的模糊性,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曾陷入种种误区与困境,许多被历史掩埋的传教士个案尚待发掘与探究。因此,本文选取晚清新教传教士林乐知为个案,从赞助者的角度揭示其翻译活动与赞助者之间的互动。晚清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塑造了传教士翻译家这一特殊的译者群体,及其特定的翻译活动特征。林乐知,美国新教传教士,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入华。在华期间,他先后担任了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江南制造局的译员,及广学会的协理,创办了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以及影响极大的《万国公报》,集传教士、译员、报人、教习、学校监院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林乐知的译作《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对晚清社会、政治、教育改革及女性解放等作出一定贡献。林乐知在华的丰富经历,及随历史变迁而塑造出的多重身份决定了其翻译活动与多重赞助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来自源语与译语多重赞助的压制,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林乐知在翻译活动中或顺从或反叛特定赞助者;同时,作为主动的个体,他也积极争取赞助者的支持,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积极发掘利用其他赞助者。本文通过追踪林乐知在翻译活动中,顺从、反叛、利用特定赞助群体或个人的痕迹,揭示他在特定背景下如何与赞助者周旋,如何在顺从与反叛之间权衡游走,又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构建可用的赞助资源。从中窥探林乐知在面对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变动的赞助者时的选择,以及在意识形态冲突的夹缝中如何突出重围,进而论证译者与赞助者在持续的权利博弈中建立起来的互惠合作的共生关系。本文将林乐知的翻译活动置于晚清变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探究其背后的赞助痕迹。旨在研究特定语境下,译者与赞助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与因缘关系,及其背后的种种制约因素。希望能够为传教士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资料,并丰富译者与赞助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