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福泽谕吉的论著为基本资料,结合当时日本的国内外形势,详细地考察其朝鲜观与中国观,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并阐释其产生的原因。绪论由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方法等内容构成。本论共分四章。其中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一章简要介绍福泽谕吉的一生。福泽少年时代生活、学习在幕府末期,受当时社会及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饱读汉学的同时,也使其产生了对封建制度的憎恨和对传统思想的反抗,这就培养了其追求自由、渴望新知识的强烈愿望。1854年日本被迫开港,结束了200多年的锁国体制,西方文明开始涌入日本。同年,19岁的福泽开始学习兰学,这使其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1858年,福泽由学习兰学转向学习英学,这说明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敏锐的时代感使其走在了其他洋学者的前列,同时也使其进一步了解了西方文明,并成为其受聘于幕府、能够实现欧美之行的有利条件。从1860年开始的三次欧美之行,为福泽提供了亲身感受西方文明的机会,使其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从书本知识向感性认识再向理性认识的转变过程。明治维新前后,出于对政治的不信、对明治政府的误解以及对自己有作为学者生存下去的根据与自信,福泽由一名幕府官员转变为一名在野的学者,在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的同时,在其思想的中后期也开始积极鼓吹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第二章论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福泽谕吉的朝鲜观与中国观。这一时期,福泽发表的有关朝鲜与中国的论著相对较少,其朝鲜观主要围绕反对士族高唱的征韩论、其中国观主要围绕对有关鸦片战争和日本侵台事件的评论来展开的。在朝鲜观中,福泽受日本历史上蔑视的朝鲜观的影响,在反对士族高唱的征韩论中及其在其他一些论著中一直表现出对朝鲜的蔑视。由于此时日本自身的实力也并没有较大的发展,福泽在分析中英鸦片战争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的蔑视,表现为“平视型”的中国观。但在对日本侵台事件的评论中,由于日本的胜利使福泽得到了信心与鼓舞,表现出一时的对中国的蔑视。由于其后日本并没有因为侵台的胜利而在同欧美列强的改约中得到承认,其中国观又重新表现为“平视型”的中国观,因此将中日两国同归为处于“半开化”阶段的国家。造成其朝鲜观与中国观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历史上蔑视的朝鲜观给福泽造成的影响以及中朝两国自身实力的不同。第三章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福泽谕吉的朝鲜观与中国观。这一时期,福泽的朝鲜观与中国观主要是围绕朝鲜发生的、与中日两国有关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以及中法战争展开的。1881年,福泽提出了“东洋盟主论”。“东洋盟主论”的提出,隐含有福泽对日本文明开化程度的肯定,即日本已成为“东洋文明之魁”,同时也隐含有对中朝两国的蔑视。它标志着福泽以其文明开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对朝、对华观的确立,并成为其以后对朝、对华观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以指导朝鲜、中国“文明开化”为借口,使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行动正当化。围绕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福泽的“东洋盟主论”得到了具体的实践。中法战争的爆发以及甲申政变的失败宣告了福泽对华、对朝的“东洋盟主论”的破灭与暂时破灭。1885年福泽提出了“脱亚论”。“脱亚论”的提出,也隐含有福泽对日本自身文明开化程度的肯定,即认为其文明开化程度已达到或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同时也标志着福泽的对朝、对华观在蔑视程度上变得完全相同以及蔑视的中国观的确立。这一时期(主要指“脱亚论”发表之前),福泽的朝鲜观与中国观都含有蔑视,只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与程度上有所不同。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来看,其朝鲜观经历了由壬午兵变前的“朝鲜盟主论”到壬午兵变时期的强硬论再到甲申政变时期的“朝鲜改革论”的转变；其中国观经历了由壬午兵变时期的反对干涉朝鲜论到甲申政变时期的灭亡论与强硬论的转变。从蔑视程度上来看,其朝鲜观由壬午兵变时期的蔑视转变为甲申政变时期的蔑视与对开化派的同情共存；其中国观由壬午兵变时期的一定的敬畏与蔑视共存转变为完全的蔑视。造成其朝鲜观与中国观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朝两国自身实力的不同、朝鲜有可利用的开化派以及中法战争的爆发。第四章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之后福泽谕吉的朝鲜观与中国观。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福泽通过对中朝两国发生的或中朝两国发生的与日本有关的重大事件的评论来表现其朝鲜观与中国观。甲午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其朝鲜观与中国观同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一唱一和,大体上自觉地追随了日本政府的对朝、对华政策,积极鼓吹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这一时期,福泽的朝鲜观与中国观中对朝、对华的蔑视程度大体上变得一致,可以说是极端的蔑视,甚至是敌视。其不同点主要是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其朝鲜观主要表现为“朝鲜改革论”；其中国观经历了由甲午战争前的强硬论到战时的侵略论再到战后的“台湾改革论”与分割论的转变。造成福泽的朝鲜观与中国观具体表现形式上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其朝鲜观与中国观都自觉地追随了日本的对朝、对华政策。福泽的朝鲜观与中国观的实质就是以“文明开化”为借口,使日本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正当化。福泽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作为日本近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及国度的局限性。我们在肯定其启蒙思想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深刻地批判其蔑视朝鲜与中国的朝鲜观与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