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独异”是以往研究尤其关注的,路翎并未遵循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路线,而是坚持以文学启蒙人生的态度。相对于以往单纯依据“个人性”或“社会性”来解释的路翎创作特征,本文将文本内部研究与文化外部研究相结合,援用詹姆逊“民族寓言”理论,同时结合本雅明的“寓言”说来分析路翎文学,从“寓言性”、“民族性”、“主客体关系统一”等方面论证路翎的创作特色。路翎的文学风格迥异于当时的文坛,不重讲述故事而偏向于描绘心灵,语言冗长晦涩,人物色彩阴暗,在文艺大众化的趋势下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路翎创作的这种特殊风格,正是一种文本的“寓言”。是一种反映混乱、破碎时代的新的文学形式。情节与语言的破碎性、文学风格的忧郁性、文本阐释的多义性以及随处可见的陌生化表达共同构成了路翎文本的“寓言”特征。而路翎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的作品不仅仅表现出寓言一般的复杂和异质,更透出民族国家革命的呼喊。他在启蒙之潮逐渐退去的1940年代,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坚持以文学疗救人生,同时在他的作品中渗透着对40年代民族救亡的反思,这注定了他的文学本质是“社会性”的。另外,文本中对于民俗和方言的重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凸显了“民族”的内涵。最后,路翎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体现“寓言”和“民族”结合的价值,就在于他创作思想中融合的“主观战斗精神”。在路翎的创作之中,文本中的多个声音、书中人与环境、“民族自我”与“私人自我”、“现实”与“体验”之间的动态交往共同构成路翎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写作实践:主体与客观的统一。所以,路翎文学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实际展现了与强调个人性、独立性完全不同的图景,即个人命运、个性解放与组织化集体化的革命运动相生相克、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