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20年是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的国际制度行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和调整。特朗普执政的四年，美国明显倾向于质疑或反对、有意违约、退出等反向的国际制度行为，呈现出典型的逆全球化特征，与其前任奥巴马政府积极创设、加入、遵约等正向参与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变化的特征与表现从参与方式、利益实现和责任承担三大方面可见一斑: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坚持多地区、多领域的正向参与和实用主义，选择性地承担国际责任以追求“全球领导”;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则频频“退群”，在制度内外以去多边化的反向参与为主，将商人头脑和“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带入国际制度领域，推卸联盟义务和全球治理责任。
　　自二战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参与国际制度以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自身利益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特朗普为何要突破陈规、冲击美国七十多年来维系的制度体系，其一反常态的个中缘由值得探讨。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设置了国际体系、国内政治环境和领导人三大变量，以此来分析美国国际制度行为变化的动因。其一，较奥巴马时期，特朗普的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增加了其在国际制度内对相对收益和短期利益的考量，同时在制度自身的非中性下，制度地位的下降让美国面临制度内的权力分散化，促使其从包容性的多边机构中转移出来。其二，共和党消极质疑国际制度的偏好增强决策者反向参与的主动性，同时在分裂政治经济环境中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构成了特朗普的民意基础。其三，交易型公平观、对外部威胁的考量和去制度化的认知奠定了特朗普反向参与行为的思想基础，自恋型人格下的善变与逐利性格则为其提供了自我定位与处事方式。
　　特朗普对国际制度行为的调整让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收获了短期收益，但其消极影响则是更为系统和深远的。其不仅对美国自身的长期利益和联盟体系产生影响，也冲击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拜登上台后，美国的国际制度行为有回归多边主义和正向参与的倾向，但无论其行为如何变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出于维护美国利益和权力的考量。美国国际制度行为的变化也能为中国提供教训和启发，当前国际形势不容乐观，经济衰退、疫情蔓延，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在国际制度框架内积极展现大国形象。